从常识道德到道德常识：道德中的常识探究

“常识”概念在道德探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常识概念具有多重内涵,通过对古今中外相关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常识”概念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群。与道德探究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常识道德”和“道德常识”分别指向“基于人类某种感觉或能力的道德”和“人所共知的关于道德的简单而基本的知识”。由于道德常识具有长期的不可错性和广泛接受性,只要能证明常识道德和道德常识之间可以转化,便可证明常识道德作为一种道德方法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反思平衡法和社会认识论的相关理论,分别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上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依据。     

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体系解释作为通过建立理解的语境进行解释的法律方法,遭遇到解释学循环的难题.通过对体系解释进行诠释学的反思,体系解释中的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走向了本体论,体系解释的过程势必是解释者前理解结构参与下的理解过程,成为理解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体系解释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势必是需要解释者进行价值评价的开放体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文本含义的稳定性,从而以读者权威取代文本权威.为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体系解释的目标则由法律文本的协调性走向解释者价值评价的融贯性,要求解释者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解释态度.     

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以多重反思平衡为分析方法

反思平衡建立在非基础主义和类融贯论之上,能够涵盖从主观到主观间再到客观的不同视角。从本质上说,反思平衡旨在针对分歧进行论辩,其内部存在个别与一般、单一与复多、简单与复杂的类型划分,由此得以完成对多重反思平衡的体系化建构。为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多重反思平衡将现有对权利与善的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以此为起点使其互为参照并相互调整,进而达成追求正义原则的理想目标。虽然,反思平衡本身蕴含着实践理性,但这种实践理性终归有其限度,因此必须予以审慎对待。总体而言,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将始终处于开放与动态之中,由此体现出人们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从历史到记忆:近代史学的时空架构与记忆研究的兴起

按照传统观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立足于证据批判方法和档案原则之上的真相诉求.记忆的兴起使得有必要对学术性历史的表述框架——特别是时间性与空间性框架,以及学术性历史的政治性与伦理性层面进行反思.当民族取代了旧的王朝政权架构与宗教史架构,几乎成了学术性历史的天然空间架构时,历史的时间性架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0年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民族史的衰落有关.对于“历史伤口”的认知是“现时论”的重要成分,前提是需要一种非消失性的时间观念,其能够解释持续性.学术性历史需要反思自身的政治性与道德性投入.     

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

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分别关联着部门法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以对部门法合法性问题的反思为起点，以对这种反思结果的系统化的思维加工为结局。     

论道德概念

道德概念是关于人的关系属性的价值性把握,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按照不同的标准,道德概念可分为肯定性和否定性概念,大、中、小值概念和反思型、人我型、他他型、自然型概念;道德自我意识的形成、道德角色意识的承担及道德概念的“自我运动”是道德概念形成的基本过程,对道德现象的具体概括、把握、预测是道德概念的三个基本功能,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是其功能得以发挥的主要途径。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价值个体主义、怀疑主义与价值共识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随着事实和价值、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分离,人们对善的理解和把握成为了私人之事,外在的力量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价值个体主义使价值怀疑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外在的一切权威都需要经过个体理性法庭的批判才能取得合法地位.由此,“圣人”、“经典”、“宏大叙事”竞相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告别权威和崇高成为价值领域中的响亮口号.如何在个体理性反思能力和外在权威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当代价值共识问题面临的突出困境.     

道德理想主义?生活儒学?德性幸福——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

道德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为宽泛的经济社会伦理或者伦理政治构想,但其更为本真的意义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古典纲领.“实践性”与“超越性”构成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本特质.在已经告别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仅表现为多元化与开放性的“盛景”,同时还呈现出物欲化与外在化、世俗化与平面化、虚拟化与感性化等种种隐患和危机.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越发凸显:其一,道德理想主义如何摆脱现代文化困境?其二,现代精神生活如何消除隐患和危机?现代精神生活的建构呼唤道德理想主义所提供的精神典范,而道德理想主义倘若能够在现代社会摆脱文化困境,生活儒学的复兴与开展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面向生活世界,一种富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幸福观既对精神生活的样式提出了高贵人性的要求,同时还赋予开放多元的精神生活以崭新的、超越性的意义.     

论信仰对道德的价值

道德,在实然性上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在应然性上与存在于更广泛文化背景中的信仰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前的道德问题研究中,人们多偏重于对道德实然性（道德的实际状况、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道德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问题的探析而疏于对道德应然性（道德存在的历史根据、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精神条件、道德标准的界定等）问题的分析。结果,道德问题的研究被置于所谓“道德滑坡说”、“道德爬坡说”、“道德代价说”、“二律背反说”以及“外灌和内引说”等众说纷坛的理论困境之中,这种态势不仅不能给道德实践提供统一的标度,反而…     

“道德环”对构建中国慈善事业的启示

“道德环”是美国慈善文化理论,它包括机会、繁荣、感激、慷慨四个过程.它对建构中国慈善文化有重大启发,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中国慈善事业的“慈善环”,包括“责任环”、“信任环”、“资源流转环”.从政府、捐助者、慈善机构、受助者四个不同慈善主体出发,分别阐述其角色职责、认同信任、资源流动的相互关系.     

绝对道德建构的可能范式

绝对道德建构的可能范式是存在性范式和生成性范式的双向复合。文章首先对其存在性范式作出合理性与合法性证明,其次对其生成性范式作出启示性与经验性证明,这两种证明分别体现了主观自我范式与客观自我范式、先验自我范式与经验自我范式的复合建构。前者是绝对道德生成环境的范式建构,后者是人的主体性生存境域的范式建构,两者分别是绝对道德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证明,而这种证明只有在人的生活世界里才能得到最终而完善的确证。     

论道德怀疑主义问题及其出路

道德怀疑主义在道德关乎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上怀疑道德存在,在如何知晓道德的道德认识论上怀疑道德知识,在道德问题如何表达的语言哲学分析中怀疑道德语句,在道德问题怎样思考的心灵哲学里怀疑道德思维。克服道德怀疑主义的哲学方案,在怀疑起点上面临实体的循环定义与同语反复,无法面对道德怀疑的绝对性;在怀疑的终点上,面临"理性存在者"的人性假设,有取消道德的危险。认识到怀疑论乃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诘难",承认道德怀疑的绝对性,道德偶然提供一种与道德怀疑相融贯的道德理论。拥抱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的偶在性,认识道德规范的具体必然性以及道德知识的建构性,从而敞开道德思维的多样性与创新性,是走出道德怀疑主义的当代理论出路,也是道德解放的实践发展。     

道德社会学的三个维度

道德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维度.其理论之维体现在道德社会学以道德事实为研究对象,由个体和社会道德、血缘、业缘和开放的地缘关系中的道德、道德景气以及道德公共政策等概念和陈述构成的一套图式和体系;道德社会学的方法之维可以从“方法论、具体方法、操作手段和技术”以及“宏观、中观、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道德社会学的实践之维体现在通过描述和解释道德事实,预测道德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通过道德监测,为制定道德公共政策服务.     

道德理由的正当性如何可能——从科斯嘉德的视角看

在道德理由的正当性问题上,有三种基本理论,即唯意志论、实在论和康德主义的建构理论。这三种道德理论,对是否存在道德理由的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理由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科斯嘉德基于反思性道德理由:一方面批评唯意志论、实在论和康德主义的建构理论对道德理由正当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她主张以反思的权威作为道德理由正当性的基础,用反思性道德理由来阐明道德理由的正当性。如果从道德内在主义的立场来考察科斯嘉德的反思性道德理由,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解,而且能够有效地说明道德理由的正当性问题。     

反思平衡与道德哲学的方法

道德原则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但是对于道德哲学来说,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论证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把罗尔斯的反思平衡当作一种道德哲学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来论证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关于证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称为事实的普遍化,另外一种可以称为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反思平衡表达了我们在永恒的方式下所进行的思考,而它在证明道德的普遍性方面比事实的普遍化更为合理。关于证明道德原则的客观性,反思平衡体现了一种契约主义,而契约主义比其他的观念(如道德实在论或脉络主义)更为合适。在契约主义看来,如果一种道德原则得到了所有道德主体的一致赞成,那么它就具有了客观性。     

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的框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逐步形成了“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即对“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突出的是“国家”这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共通性;“广义上的政治”,在政治理论课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被大范围、经常性使用,对应的是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则是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活领域对“政治”一词的观念建构,强调的是修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强化专业建设、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与使用进行规范,实现肯定中国理论话语必要的特殊性和与国外同行的可沟通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概念“宽泛”与“窄化”之间的平衡,从而在基本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更加精准与合理。     

当代马华小说的主体建构

当代马华小说的主体建构马相武马来西亚华文小说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其主体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马华文学一致。所谓“当代”,时间范围较宽泛,包括１９６５年以来,但八、九十年代更为我们所关注。这是由于我们强调“当代性”,也是因为论述问题的需要。...     

资产-空间-权力：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的“结构化”逻辑——基于成都市Q社区的分析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空间生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治理现代化方向。然而,部分社区的治理并未形成社区空间、公共资产和生活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结构,导致治理失败。通过建构“资产-空间-权力”三维“空间结构化”的理论框架,解释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从“结构性二元”到“结构化二重”的逻辑演变,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成都市Q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空间生产的成功案例,其空间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演变体现出资产增殖对空间表象的符号性生产,空间再生对空间实践的赋权性表达和权力共享对表征性空间的能动性反思的“结构化”逻辑。这要求社区治理中的空间生产需要实现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进行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空间实践,建构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人民权力。     

从经验的真理到道德的社会——兼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对“道德门”事件的启示

伦理学如想合理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道德门”事件,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他这里获得最终定性的.在他的伦理体系中,鉴于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属“经验的真理”,由此决定了人们道德德性的获得方式为“习得”,而非“教导”.亚里士多德还明确地判定,人们“习得”道德德性离不开城邦,因为城邦化的“共存”不是某种可供个人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是出于人的本性,因此“道德的社会”对于“道德的个人”而言具有先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