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荀鹤诗非咏华山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三》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谈到:“杜荀鹤诗中‘华山’之‘华’即读平声”,并举“不知三尺墓,高却九华山”、“惟将六幅绢”句为证。经查:华山虽有太华山之别称,却没有九华山之名.这九华山只能是原名九子山、号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那座了.因为唐     

“七哀”新臆

六臣注《文选》曹植《七哀》诗题下吕向注:“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李善注意到王粲的《七哀》诗当排在曹植作品之前,吕向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在解题时必然尤其注重王粲之作。我认为,吕向的解说很可能由概括王粲《七哀》(西京乱无象)而得。他据开头两句,说诗人痛国家不幸、愤贼臣为患;据三、四两句,说诗人感于乱离、怨离京华而走远郡;据“出门无所见”至“何能两相完”一段,说诗人因耳目闻见而哀;最后六句被视为“口叹”、“鼻酸”之     

《汉安世房中歌》试论

读《汉安世房中歌》后,有三意见: 一、《汉书,礼乐志》云:“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故唐山夫人所作房中祠乐,又名《安世房中歌》。此歌作于何时?孝惠二年既备其箫管,则必作于孝惠二年之前。考汉高帝死于公元前195年,孝惠二年为公元前193年。高帝死后,惠帝无能,吕后急于篡权,朝事纷纭,不但无夫人创作之条件,抑且无其创作之心情。可见其创作必在高帝之时。高帝在位,名为十二年,实际即皇帝位在五年春。在此之前,《礼乐志》曾有“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记载,真正实行统一之措施尤其兴礼乐之措施,应在其即位以后。试观汉五年二月甲午,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下诏:“民前或     

唐代的三大名舞

唐代盛行的歌舞很多,最著名的有《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三大名舞。 《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阵舞》,是唐代宫廷乐舞。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破灭刘武周,军中遂有《秦王破阵乐》之曲流传。”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后,曾命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贞观七年即公元633年,又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舞。舞有三变,每变四阵,共52遍,有来往疾徐击刺等形象,并有萧管鼓合奏、歌者合唱。该音乐在汉族清商乐基础上吸收了龟兹乐成分,是唐最著名的歌舞之一。     

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

<正> 两晋的赋税制度,主要有户调和田租两大项。由于资料简缺,要说清楚这两项制度的内容,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户调制正式创立于曹魏建安九年(204年),那时规定“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魏末晋初,增加为“绢三匹、绵三斤”。及至太康元年(280年)西晋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又颁布了形式完整的户调制度。《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称: 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数术兴则《易》理亡——王船山对汉代《周易》象数学的评判

<正> 《周易》是殷周之际出现的一部占卜之书。起初,书中并无太极、“河图”、“洛书”之说。战国时期,《周易》研究者撰写了一组学术文章,阐述《周易》的来历、书中的要旨、八卦的卦象,六十四卦的次序等,是为《易传》。《易传》作者把太极、河图、洛书、大衍之数,说成作《易》的根据和占卜的方法。开始把《周易》引向“象”和“数”的推衍。“太极”是一个抽象观念,当时还未有图象。“太极图”是后来的人绘制的。大衍之数,即五个天数,(一、三、五、七、九)同五个地数(二、四、六,     

《旧唐书》勘误(九)

卷七三《薛元超传》：“永徽五年，丁母忧解。明年，起授黄门侍郎……三年，（元超）拜东台侍郎。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州，旧制流人禁乘马，无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其年冬卒，年六十二。”（2590页）按：“三年”之前记“水微五年”、“明年”事，水徽六年已尽，此“三年”当冠年号。据新旧《唐书·高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十七》所载，李义府流州，事在龙朔三年；且“东台侍郎”之称，亦为龙朔二年所改之官名，是其上脱“龙朔”二字甚明。又《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云：“（光宅元年）十二月，前中…     

研究“总和”思想的意义

关于“总和”的思想,是列宁《辩证法的要素》中的一个十分重要思想。《辩证法的要素》一共十六条,其中直接讲到“总和”的就有三条(二、五、七),间接讲到的则有七条(一、三、四、六、八、九、十)。在整个《哲学笔记》中,更是多次谈到“总和”问题。本文认为,认真学习和研究《辩证法的要素》中这一基本思想,对于深入理解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唯心     

元大都的戏剧文化

元代大都(今北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悉为人知的,然而有关大都戏剧文化繁荣的概貌至今却未见专文探讨,可能是由于受到史料缺乏的限制。笔者今不揣譾陋,试作初步考述。 “歌棚舞榭,选九州之依芬” 早在金代,中都燕京就是宋金杂剧十分重要的流传地。《金史·佞幸传》载:“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海陵王引之左右。”由此可见,燕京的职业艺人为数必定很多,且统治者也十分喜爱民间艺术。《金史·礼志》引《新定夏史仪注》记载宫中宴乐:“侯押宴等初盏毕,乐声尽,坐。至五盏后,食,六盏、七盏杂剧。八盏下,酒毕,……至九盏下,酒毕,教坊退。”其情形全同北宋,金杂剧显然直承宋杂剧而来。南宋楼钥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的《北行日录》亦载,燕都“乐人大率学本朝,惟杖鼓色皆幞头、红锦帕首、鹅黄衣、紫裳,装束甚异”。这又反映出受女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变异来。金朝宫廷伎乐之盛,还可从《大金国志》的记载中看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御宣华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伶人百端,以为戏乐”。同年,金廷曾“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者”(《金史·乐志》),则从反面显示出当时民间杂剧装扮演出之盛。     

关于《民呼日报》上的“曼殊”诗作

就笔者所知,迄止今日,还没有谁提及苏曼殊曾在《民呼日报》上发表过诗作。因此,当不久前偶检清末民初的几种报刊,在《民呼日报》上看到署名“曼殊”的诗作时,自然就十分高兴了。《民呼日报》上署名“曼殊”的诗作,共十二题三十四首,即:一、《有赠》;二、《淀江道中》;三、《代柯子简少公》;四、《过平户延平诞生处》;五、《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二首);六《失题》;七、《简金凤兼示锚三》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司马贞生平考辩

《史记索隐》为《史记》三家注之一,后世多以其成就在其他两家之上,然其作者司马贞的生平一直是学界的一桩悬案。通过探寻新的文献支持,钩稽考索,考证出司马贞出生于唐高宗显庆六年与咸亨二年之间(660—671年),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年为国子博士,开元七年(719年)为弘文馆学士,开元八年(721年)出任润州别驾,不久后辞世。《史记索隐》成书应在开元之初,不晚于开元八年。     

赵嘏登第年代考辩

关于晚唐诗人赵嘏的登第年代,众说不一。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会昌三年癸亥八四三”下云:“赵嘏登进士。诗集八有和赵嘏题岳寺一首,无甲子。”缪钺先生《杜牧年谱》,“大和六年壬子(公元八三二年)”云:“赵嘏亦晚唐诗人,于会昌四年举进士及第。”其后“会昌二年壬戌(公元八四二年)”又云:“赵嘏举进士及云(《唐才子传》卷七《赵嘏传》)”前后自相矛盾。文学研究所新编《唐诗选》下册断言赵嘏为“会昌二年(八四二)进士”,显然是沿袭《唐才子传》。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则据     

优劣真伪值得一辨——对陶渊明诗《咏三良》之浅见

陶渊明诗《咏三良》中的《三良》,是古代秦国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和缄虎,秦穆公死后被迫为其殉葬。这在史书上有记载,《左传&#183;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缄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南史》考疑(十三)

卷三《宋本纪下》“(泰始)二年……二月乙丑,以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78页)按:“尚书右仆射”,《建康实录》卷一四、《通志》卷一一同。《宋书.明帝纪》则云是年二月,“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尚书左仆射”,二载有异,当有一误。今考之《宋书.蔡廓传     

谈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

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关于宋江起义开始年代问题的再探讨

本刊上期刊出的我们合写的《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第二节的标题是“宋江的起义至晚应在宋徽宗的大观末年(1110年)或政和初年(1111年)”,这一节的全部论述,也都是为了证实这一论断的。我们做出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南宋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一文。此文说:蒋圆死于宋高宗建炎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