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小史》后四十回非李伯元作

邓季方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载文认为,晚清谴责小说名著《文明小史》的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李伯元之手。其主要根据是,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联词,在前二十回与后四十回中截然不同。前二十回中的关联词主要是“同”字。使     

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

新时期汉语新词新语的爆发式产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使汉语充满了勃勃生机,同时也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探讨了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的界定问题、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中“X”的语义与功能特点以及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怎么X怎么Y"的句式语义及其语法化

“怎么X怎么Y”可以算作一项构式,“怎么X”和“怎么Y”需要配对使用才能表达完整的语义。重点探讨与“怎么X怎么Y”句式相关的四个问题：前项“怎么X”和后项“怎么Y”的逻辑语义关系;X和Y在形式和语义上的关系;该格式表达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格式的语法化过程     

俄语关联词КОТОРЫЙ与КТО的替换

从语义方面考察俄语关联词который及кто,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在语义上对它们互换的可能性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显得尤其重要。который,кто在具体语境中都可以表示“存在指代”的意义,当语法特征和修辞特征相同时,它们通常可互换使用。     

"从+X"的语义语用功能

从语义角度看,“从”介引的事件角色,其语义范畴由空间域隐喻映射到时间、数量、状态、来源。依据等认知域;“从＋X”对句中动词具有选择性,与其组配的动词只能是位移动词,不能是非位移动词;在“NP1＋从＋X＋VP＋NP2”句式中,“从＋X”与NPI、NP2和VP的复杂语义关系是影响该句式理解的主要因素。从语用角度看,“从＋X”具有话题功能、衔接功能、限定功能。     

半图式性构式“X手”的时间用法及其产生与发展

在汉语中,X为动词性语素、具有时间用法的半图式性构式“X手”可以用为时间副词,义为“立即/马上”“随即”“紧接着”,它们通常占据事件链的续段事件位置,既可以体现前段事件和续段事件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也可以在事件链的推进过程中起一定的关联作用。“X手”的时间用法主要从其动词用法经由隐喻发展而来,其所处的句法位置则促使它最终演变为了时间副词。     

也谈“时候”句的时间性

X同时于Y,是指X的时间和Y的时间在时间轴上至少有一个共同点。“的时候”是同时标记，“时候”句只表示同时关系，具体包括重合型、包含型、交叠型和相接型四种类型。综合视角与分析视角、小句时间与事件时间、客观同时与主观同时、现实性与确定性制约着人们对“时候”句时间性的认识，以往有些学者之所以提出“时候”句表示先时关系和后时关系，就是因为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梳理同时关系的四种类型、探究认识“时候”句时间性的制约因素，亦有助于分析“时候”句的习得偏误。     

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上海”(Literary Shanghai)是在“海派文学”(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上海文学”(Shanghai Literatur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旨在重建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上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上海文学历史中,被不断书写.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合及汉民族思维

"意合"指语句之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句意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其实质是 "关联词的排除".中国古典诗歌中存在大量以意义,即内在的逻辑关系组织语言的例子,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典型例句的分析,管窥汉语的意合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汉民族思维模式.     

立心通道——《荀子》关于心与道关系的学说

本文就道作为以“礼义法度”为实质的“治道”来展开荀子以“心”通“道”之关节的研究.依《荀子》,“心与道”的关系,由“认知”,而有进一步的“认可”、“践履”关系.其中不但有“认知心”作为“知道”的保障,更需要“心之所可”的自由抉择、肯认能力,为整个求道活动提供前提,为道的实践认知提供方向,并为道的肯认和贞守提供意志力量.荀子在心、道关系上的基本精神意旨,就是挺立“心”的自由肯认能力以通达于“道”的权衡、认可和持守.     

谈重庆方言中表示能愿的“得”类词语

重庆方言中表示可能、意愿、许可等常用“得”及含“得”的“得来、得起、得倒”等。除了“得”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前外,其他几种都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后表示能愿义。作为助词的“得来、得起、得倒”是由带可能补语的中补短语凝固而来。这几种说法有时可互换,但意义有所不同。“X得来”表示掌握了某种技能,因此有能力做某事,“X得起”泛指有条件完成或实现某个行为,“X得倒”则强调可能会或有能力实现,达到目的。     

“情”与“理”的内在张力——从《论语》看孔子的“情”“理”观

孔子既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情感至上者.在《论语》中,“理性”与“情感”始终通过一种张力关系,来达到两者的平衡.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孔子一方面彰显“礼”、“义”的重要性,强调“正名”,反对僭越;另一方面,为挽回“礼”的形式化趋向,重塑“礼”的自然基础,他又强调人的自然与道德情感.“情”与“理”的张力关系不仅奠定了儒学日后发展的主要基调,而且也开启了日后儒学孟荀不同的发展路向.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变迁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推进,企业劳动关系也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变迁.在历次劳动关系变迁中,由于利益调整的不均衡引发了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既是企业改革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以企业发展为基础,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根本,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原则来构建企业劳动关系.     

转折关联词“倒”的历史演化

文章以转折关联词"倒"为中心,重点探讨"倒"各种语法意义之间的关联,考察各种语义产生的先后顺序、相互之间的演变关系、演变机制及"倒"的各种语义功能出现后的使用情况。     

牟宗三关于康德“超越的对象=X”的误读

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详细讨论了康德“超越的对象[1]=X”的问题,牟先生认为X=“无”,本文通过再次解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先验对象等于X的问题,对比牟先生的理解,以及康德对于“无”的四种划分,认为牟先生此处确实存在误解.     

柯勒律治“象征优于讽喻”论辨析

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和批评家柯勒律治的“象征优于讽喻”论,标举象征而贬斥讽喻,试图用象征来取代讽喻的传统地位.但他笔下的象征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上,在向崇高的转化上,在“半透明性”的表达方式上,都和讽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用圣经历史阐释当代历史时,象征也同样具有圣经讽喻的历史预言性和道德训诫性.象征与讽喻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追溯到柯勒律治形而上学理论中反复论述的不同事物之间“有区别而非完全分开”的关系.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