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

洛阳新出土的花献墓志揭示了唐代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以及洛阳景教徒的生活点滴。花献及其家庭既信仰景教,同时又遵循汉地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出中古洛阳多元文化的影响。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由僧人文简撰写,反映了当时洛阳佛教与景教之间的关系。     

北宋任布家族世系与婚姻初探

任布家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这些家族墓志保留了任布家族成员的信息,记载了家族世系、兴衰和婚姻等内容.共有七方墓志,分别为任布之子三人,儿媳二人、孙一人、重孙一人.通过对其家族墓志研究分析,既可了解任氏的家族世系,补史之缺,又可以大致梳理出任布家族从后唐到北宋徽宗年间由盛而衰,复盛复衰的发展脉络.此外,通过任布家族婚姻情况和兴衰史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一个家族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洛阳新获墓志》唐代墓志释文商榷

《洛阳新获墓志》收录洛阳地区新出土的东汉至民国的墓志,公布图版,有释文,并进行了简要的文史考证.但其铭文的释读还存在不尽妥当之处,其中的唐代部分铭文存在释读错误、缺字和衍脱等现象.     

重构与攀附:粟特移民祖先认同变迁研究

通过对在洛阳出土的57方粟特人墓志分析可以看出,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为了融入汉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影响,开始对自己的祖先来源进行重新建构,即由最初认同先祖来自西域演变为对汉民族的认同,表现为:在姓氏起源上追求与汉民族同姓一致,在郡望堂号上攀附汉民族同姓望族,但不同姓氏群体在同化进度和程度上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汉化轨迹——唐《戎进墓志》《戎谅墓志》续解

本文在笔者发表的前文基础上,以新出土之唐戎进子《戎谅墓志》为主,对戎氏家族汉化之轨迹作进一步的探索。从《戎谅墓志》改其族籍贯"上源西域人"为"恒州灵寿人"为切入点,分析志文所记戎谅如何研习传统汉族典籍,并实践汉族儒家忠孝思想;有淡泊仕途,高尚不仕之志趣。志文再也未提及他及其父辈崇信佛教事,俨然为一汉族士大夫。这一切内容生动具体地勾画出原为西域胡人戎氏一族的汉化轨迹。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

2006年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石刻,不仅证明了洛阳景教徒的传教活动,也证明唐代两京景教之间的互相联系与遥相呼应。通过从时代背景、地域空间、中外人名、民族信徒、家族信仰等五个方面,对长安景教与洛阳景教进行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景教在唐代虽是一个外来小宗教,传世文献很少,进入中国后又有所变异,但西安、洛阳都有景教的教区传播中心,这已是确凿无疑的了。长安景教碑和洛阳景教经幢是中国景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出土石刻,尤其是"记"反映的社会内容信息更多,研究的焦点应集中在"记"而不仅仅是"经"。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残幢,刊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及景僧清素等人的建幢题记。经文中采用的若干佛教用语,反映出唐代景教意识中融汇汉译佛教概念的情势。至于建幢题记披露的这个景众群体,从姓氏构成上考察,即为一个东来粟特的亲族部落。而东都洛阳之建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亦因这一经幢题记的记事,得到确切的证实。     

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

本文考证库车出土汉语、龟兹语文书中出现的粟特人名,藉以探索7～8世纪粟特人在龟兹的活动。这些文书材料显示当地有不少粟特佛教徒,其中有些人在龟兹本地佛寺经营方面位居要角,有些人则同时为唐朝及龟兹官府做事。这些粟特佛教徒与当地其他佛教徒互动频繁,反映唐代安西社会中胡、汉诸族融合之趋势。     

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

《祢军墓志》,近出陕西西安,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根据墓志所载史实,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对百济祢氏、世系与官号、出使日本、职官除授、卒年葬地,以及祢军与祢寔进、祢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     

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高适籍里新证

关于高适之籍里,两《唐书》所载不详,历代方志所载,多有附会。故目前学界认为史志中所言"渤海蓨人"乃其郡望,而籍里已不可考。本文试图通过对高氏家族的起源流变,结合对现存唐时高姓墓志的考察,并就高适早期交游与诗文创作加以考证,从而认为其籍里当在洛阳。     

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文学研究之新视角

唐代墓志拥有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对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应该加强。从撰写者视角来研究唐代墓志,可以发现志文和铭文由不同作者分撰的特殊现象。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高度认同。志铭分撰对于传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也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     

宦官家族的建构与唐后期政治研究——以宋国良家族为中心

唐后期出现了许多宦官家族,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史籍对其缺乏记载,致使其世系及事迹皆湮没无闻。新出土的《宋国良墓志》十分重要,通过这一个案不仅可具体探讨宦官家族的世系、婚姻、信仰及相关史实情况,并对唐后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泾原兵变、讨伐淮西李希烈、平定西川刘辟以及神策军京西北诸镇设置等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助益,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补充史籍之疏漏。     

北朝隋唐于氏家族研究

于氏家族为北朝隋唐时期的著名的士族之一,其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于氏家族系北魏时期由拓跋贵族汉化改姓而来,北朝至唐初,于氏家族地位极为尊崇,系关陇贵族集团之核心家族,中唐以降,地位逐渐下降.在于氏家族汉化及其长期的家族发展史中,于氏家族人才辈出,在政治文学领域成就斐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于氏家族逐渐褪去了其尚武的传统,转而尚儒尚文,其中的某些人具有一定的儒学文学成就.     

裴怀古、李释子、和守阳墓志所见盛唐边政之经略

本文以洛阳此前出土的三件唐代墓志为史料, 考察了盛唐时代中原王朝以出镇、驻节、招慰、屯田、和亲、册封等施政运筹, 与漠北、西域、滇蛮、桂田、湘零等诸多远服民族保持锐意交通的政治态势, 进而可以看出盛唐国家边政意识之积极。     

唐代六胡州、洛阳间的粟特商队

唐代六胡州仍保持着经商的传统，从事着远程长途贸易。石州因着地理交通的便利，经济腹地的支撑，吸引了大量六胡州粟特商队前来定居，形成聚落。从六胡州出发，经石州水陆转运，通往洛阳的商路十分畅通，无定河谷、汾河谷道中，农牧业、城镇、交通的汇集，为远程商贸的展开提供了便利，骆驼祆神形象就诞生在这条路上。     

唐元景教关系考述

本文考察中古景教从唐代到元代的历史变化和中间环节.其一,通过对唐代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的整体考察,揭示唐代景教群体主要由伊朗语系的波斯人和粟特人组成,元代也里可温则以中亚操突厥语族人和蒙古人为主,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其二,通过对元代畏兀儿景教徒、汪古马氏的回鹘景教背景的考察,梳理相关的历史线索,揭示联系唐元二代景教之中间环节乃回鹘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