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诗歌中情、理融合的初步尝试——论理学家胡寅的诗学贡献

通过对南宋初期理学家胡寅复杂理学体系构成的分析,具体揭示了他在理学提升诗歌的诗学实践中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由于胡寅诗学能够较好地协调好情、理关系,其诗歌既有对情的张扬,又有对理的独特探寻.这对南宋理学家的诗歌实践无疑具有范式意义.     

《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

理学家对诗歌从视为末技到认识它的作用,有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直到最后编订<濂洛风雅>,以"风雅"理学诗教观的贯彻、诗作者与道统谱系的平行而获得了理学诗谱的建立.<濂洛风雅>可以说真正代表了"风雅"理学诗观的建立.     

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

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并包,致力于中国17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像,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黄庭坚诗学观中的理学因素

本文认为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不仅仅反映出他对诗歌艺术本身的见解,而且还表现出与宋代理学思想的趋同性。文章从黄庭坚养心寡过、注重根本的思想符合理学家所要求的仁人君子的标准;黄庭坚对诗歌抒情方式的要求与理学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一致这两个方面对黄庭坚诗学观中的理学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诗歌中兴的关联性探析

宋室南渡到孝宗时期 ,理学的发展呈现兴盛势头 ,宋诗也于这一时期走出了北南宋之交几无大家的相对萧条局面 ,迎来了它的中兴时期。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诗歌中兴局面的同步出现 ,有其内在的关联性 ,理学家普遍具有的较高的文学素养、理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及理学家与文学家在某些方面的相契合 ,是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论交游活动对侯方域文学创作的影响

侯方域为明清之际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生交游广阔。综观其生平,其交游历程即其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州文人群体中,侯方域堪称典型。梳理他的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对呈现清初中州文坛的构成与风貌有重要意义。     

多重标签下的理学家诗歌研究

文章通过追根溯源与中西比较,廓清当今在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标签和思维定式。排除现有的"学术补白""理学解会"和"鉴赏式批评"的解读方式,文章为今人看待为数众多的理学家文学作品在应有的态度和角度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文章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理学家是否轻视文学?中国传统的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文学阅读方式对宋代理学家的文学观念与文学作品形成了怎样的误读?文章还以对朱熹诗歌作品的解读为例,主张去除由复杂的历史过程和观念演变所制造的标签,直接进入到诗歌文本,区分开学术研究和寻找"言外之意"的个人化诗歌鉴赏,来看作为诗哲的朱熹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怎样试图调和理学意识形态与个体在应接外物时经验性情感的冲突。     

维新与继古:黄遵宪诗歌的意义发现与价值榷诂——以诗话为中心

黄遵宪在晚清诗坛由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得益于报刊诗话的推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诗话栏目中,高度评价黄遵宪的域外诗和感事诗,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最高代表.狄葆贤、潘飞声与陈衍也在报刊诗话中推崇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感事诗,视其为诗学传统的传承人.黄遵宪诗作独特的新旧两重性,使其同时获得新旧两派诗评家的认可.黄遵宪作为晚清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其诗歌在民国以后走向经典化.     

人类诗意的栖居——从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看中国士文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的隐居和诗作使他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生存、生活和创作,形成了中国士文人“诗意居住”的典型范式,部分地实现了生命的和谐,反映了他的超迈峻洁的人格。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可以探讨出“人类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内容。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千古不朽的精神家园。     

李慈铭山水田园诗论析

李慈铭是近代传统诗人的代表之一。他的山水田园诗在继承古代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特色，折射出社会动乱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心态。本文通过对李慈铭诗歌创作心理机制、题材及写作特点的分析，提示了其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     

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一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 ,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同时 ,其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 ,可于诗史踞一席地     

光宣诗坛复古潮流及学古理论的差异

光宣诗坛既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总结期.传统诗人古典诗歌的眷恋使整个诗坛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气息,唐宋兼采、师法百家.尽管光宣诗人对古典诗歌的复古态度一致,但各派理论仍存在明显差异.同光体诗人论诗的宋诗化,中晚唐派诗人论诗的唐诗化,其理论都别具一格."厚古薄今"诗学观彰显了传统诗人对古典诗歌深深的依恋和怀念.光宣诗人在复古的浪潮中铸就了晚清古典诗歌最后的辉煌.     

宋代哲学生态观与宋诗中的生态伦理精神

宋代是一个人文鼎盛、富于理性精神的时代,理学家们"究天人之际",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观念.相应地,宋代诗人创作的大量描写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诗歌,亦表现出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识.宋代诗人亲近自然的"物与"情怀、戒杀爱物思想及其放生举动,均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生态伦理精神,成为宋诗在内容主旨方面的一个特色.     

朱熹的理学四季观及四季诗创作

理学家中的诗人不多,有成就者更少,而朱熹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朱熹的理学诗,有理趣而无理障。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朱熹将他的理学思想渗透到了他对世界的观察和语言描述中。本文通过对朱熹四季诗的研究,试图揭示朱熹理学四季观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朝鲜李朝时期:中朝两国诗歌文学之关联

在朝鲜的李朝时期,中朝两国的诗歌文学交流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深层次、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少朝鲜优秀诗人的诗作反馈到中国诗坛,其代表性诗人有许筠、金尚宪、洪太容、实学派“四家诗人“;二是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文坛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其典型代表是诗人王维、唐宋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清代拟古主义文学思潮。在中朝诗歌文学的影响关系中,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诗歌文学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自然之人生 自然之诗作 自然之诗学——基于《元代诗学通论》的思考

相较于前代诗人,元代诗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自然.他们的诗作多自然意象和异域风情的描写,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元代诗人自然的生活状态和自然的创作态度直接影响了其诗论主张.元代诗学重自然,既主张诗歌的自然而发,也主张返璞归真、合于自然.元人关于其他诗学问题的讨论也往往与自然相关.“自然”可谓是元代诗歌和元代诗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优长之所在.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