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后新儒学”对传统儒学实践观的省察

通过对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哲学的反思,后新儒学认为当今儒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实践观的转变。传统的实践观内缩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形而上的探求,主要偏向于道德的维度。后新儒学融摄马克思主义和船山哲学,提出以社会历史生活为总归的新的实践观,此种实践观旨在克服儒家传统实践观的缺陷,真正进入生活世界。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方克立自觉坚持科学立场、方法与态度,实现了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超越.他在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学在思想史上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其"内圣开新外王"的理论困境与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落后性,批判其唯心史观及其阶级局限性.在研究现代新儒学的过程中,方克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有益借鉴.其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及"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都与对现代新儒学的批判超越密切相关.     

新儒学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儒家学说中,有一套极具道德伦理精神的经济思想,诸如“整体主义精神”、“良知”学说,“义利”观念等等。批判地继承这些思想,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     

评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诘难

现代新儒学通过四种方式诘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是把马克思主义非理性化、宗教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对立起来;三是否认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进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四是用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的失误,否认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诘难是不正确的,它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性和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科学性和人文性、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整个理论体系的关系。     

现代儒学的历史连接与时代意蕴——评《理学与现代新儒学》

正关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已有成果主要从个案出发,重点围绕代表人物来展开,如通过对现代新儒家思想渊源的分析、理论体系的建构来探讨其与宋明理学的理论关联。即使以二者的关系为主线也是从人物着手,因此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逐渐暴露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现代新儒学的特点及启示

作为20世纪初三大主要思潮之一的现代新儒学,因其立足于民族立场,以开放之胸襟汲取西学之精华,创造性地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具有广泛的影响。毋庸置疑,由于现代新儒学的道统立场,又使得其学存在诸多缺陷,如开放的有限性、儒家对道德的畸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了解等等,皆对其进一步发展构成限制。未来的新儒学如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以更为开放的胸襟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对话、会通,并善于转换角色,以参与者、行动者的方式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来。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在当前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表明,现代新儒家所憧憬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现代新儒学的本质是道德决定论

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学派之一,它试图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而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念是坚持思想文化决定、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其表现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所坚持的"中体"就是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或心性之学,"西用"虽已不同于洋务派的西艺、西技,但本质是一致的,仍是19世纪"中体西用"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外,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学人都是道德决定论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是巨大的障碍。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

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甚至讲道统。这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包括:不能站在普遍的立场上思考;脱离时代,脱离现实,问题陈旧;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等。现代新儒学的上述不足,正是我们在哲学的创新上需要克服之处。哲学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我们要善于学习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面对时代,把握现象,发现问题。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统的方式。     

程朱理学的现代审视

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专讲义理性命之学。它将人际伦理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来重整人际伦常秩序,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程朱理学既有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性道德)把自然道德化的"真善相悖"的一面,也有以绝对道德主义(宗教性道德)把自然审美化的"美善相乐"的一面。程朱理学完全可与康德的德道哲学相媲美,它构筑了可与天地比肩的人类伟大尊严,追求哲学敬畏人生、宗教超越人生、艺术赞美人生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最富有思辨性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新儒学对现代政治变迁问题的回应

新儒家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学术思潮,当然它的影响面不是很大,不能算大众思潮,可以称之为小众思潮。但它影响到的“小众”都是社会上知识素养比较高的那些人,所以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儒家的思想十分复杂,特别是牵涉到许多形而上的哲理问题,好像他们是想在哲学理论上立住脚,然后一层一层地解决其他社会问题。我在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近现代新儒家的华严思想探析

华严学本为近代佛教思潮之重要构成部分,但自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系倾向理性主义的唯识学研究兴起后,华严学的思想史学统流入了近现代新儒学中,故以马一浮、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的华严学思想为视角,考察华严学在新儒学领域的发展和流变。     

论现代新儒学中的政治自由主义传统

作为现代中国的两大思潮,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重要结果就是新儒学对自由主义一些思想观点的接纳与改造.于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现代新儒学中形成了一个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该传统具有明确的理念结构,主要体现在性善论、人格主义、自由观、平等观与治理模式五个方面.这个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及其现代意义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操作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     

现代新儒学的佛学诠释——概论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建构

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近现代以来,思想家们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试图通过儒学的自我变革和重构来支撑传统文化价值和回应西方思潮.在这一过程中,佛学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思想家们重构儒学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此过程中,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不但影响大,而且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并在建构各自思想体系时都与佛学有较大关系.因此,以他们的思想与佛学的关系为中心,揭示佛学对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思想影响的主要特点以及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应当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