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学双翼的史料与理论——重读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和《史料与史学》中,主张史料与理论不可偏废。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他一直坚持着。其《中国史纲》一方面使用大量史料,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史料学派＂在学理上有一致性,就其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关系而言并无二致。＂史料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区别是：前者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其历史观是进化论,其成员多为学院派学者;后者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其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成员则系革命家。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阐述了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观点和著作已经成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中,客观性这一历史学传统的核心价值和信念遭受了两次较大的冲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相对主义思潮以及70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叙事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主要体现。相对主义以历史学所无法离弃的选择性和主观性、叙事主义以标示出历史文本的伦理和审美的层面以及对于历史文本整体特性的强调,而对客观性提出了质疑。但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经历这些冲击之后,并未丧失其成立依据,我们需要在更为谨慎、更多限定的意义上来讨论客观性。历史实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既是我们维系历史学客观性的依据,也是在进一步对其进行探讨时所需要着重考虑的要素。     

关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思潮的认识

本文简要梳理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史学思潮,并对有关的教训进行总结。认为,建国后十七年有两种史学思潮,一种是历史主义史学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史学思潮,两者相互斗争。前者在十七年的大多数年份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文革”前夕受到了批判,后者则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主义思潮之受到压制,与自身理论的不彻底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极“左”的政治环境。     

刘大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化问题的探索

历史学家刘大年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化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他强调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要通过百家争鸣阐扬真理;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穿起中国民族服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民族化;认为历史科学是事实的科学,同时也是理论的科学,主张历史研究要事实与理论并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现实的学术特点作了新的阐发,倡导将学术性和现实性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史学论略

分析了后现代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对“现代性”、“后现代”与后现代史学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对后现代史学的主要特点作了新的研判。     

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述略

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它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壮大,其成就如何,其命运又将怎样,尤其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不仅是中国学人所重视的问题,同样也为美国学人所关注。美国学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亦有近半个世纪。在这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学人不仅致力于究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概况,还着力于探讨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农民战争问题理论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观。对于正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建设的我们而言,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对其价值的正视褒扬以及对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究中国历史的评论,不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史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研究--以唐代史学思想侧面为视角

史学思想的发展与时代思潮历来关系密切，因此研究史学思想必须结合时代思潮。时代思潮包括政治思潮、学术思潮，哲学是学术思潮的重要内容，如唐代的新春秋学对当时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现代意义

“美是道德的象征”,说明了人类可以通过审美由自然走向自由。后人认为它的缺陷在于主观性,但运用层次论的方法分析可知,康德用审美沟通人与自然的学说,是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有益补充。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不会有所偏颇。在工具理性盛行的今天,康德这一论述有着特殊的意义。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青年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之创生地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并非空中楼阁,它是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思想中脱胎而来,其直接创生地就在于青年黑格尔派。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对于马克思而言,是匆匆而过的阶段,但更是不可绕过的阶段,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体性原则蕴涵了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之出发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体性理论最为直接的初始地平。透过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的主体性思想,可以发现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之间在主体性理论上的内在关联以及马克思主体性理论形成的基本路向。     

历史分期法：历史哲学与马克思

历史分期是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哲学提出的诸多历史分期理论,都是按照思想的或政治的标准来划分历史过程的,并且往往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分期模式,然后再应用于具体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坚持了经济的标准。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成熟的历史分期法是相互补充的,辩证地说明了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

探索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弘扬和培育民族精冲的实践,不断推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导理论的创新,保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正确方向;加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协调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注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冲的制度与机制建设,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通过精神文明建没等移风易俗的途径改造日常生活,构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汾调的和谐生活．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肥沃的生活土壤;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脉搏,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统一起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改造国人精神世界,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论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走进与背离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著中,卢卡奇在深入分析和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疏离历史,以致陷入对资产阶级社会非革命性的纯直观性态度中的思想根源之后,提出要直接衔接着黑格尔主义来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就具体内容而言,卢卡奇的重新理解在很多方面走进了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但正因为他的重新理解从理论总体上皈依于黑格尔传统,所以最终又导致了根本性的背离。     

论和谐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根据

和谐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而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即人学。对人的生活本质的批判性透视，对人的自由主体性的高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建构，是和谐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最内在的精神关联，是我们把和谐社会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根据。本文指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和谐社会理论的物质前提、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是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旨归。     

“历史无主体”：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马克思历史观问题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热点之一。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以来,历史主体论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惟一解读。与此针锋相对,阿尔都塞毅然提出了"历史无主体"的命题,首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主体"历史观的先河。这一命题不仅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独特解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嵇文甫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嵇文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他积极宣传普及唯物史观，领导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河南分会，创办了《新史学通讯》。他一生致力于历史问题的现实考察，构建了历史评价的理论体系，书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一贯强调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总结规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始终捍卫着历史主义以及阶级分析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围城》的比喻解读隐喻的主观性

文章以《围城》中的隐喻为例探讨隐喻的主观性。语言的主观性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少总是包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近年来,语言学家开始对语言的主观性给予充分的关注。具有体验性的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法,必然具有主观性。隐喻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隐喻表达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