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的食品溯源机理与路径探索

农业一直处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食品安全是农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后疫情时代我国居民对互联网应用需求的不断提升,食品溯源可信度面临空前挑战。实践中,消费者对现有食品溯源体系的信任程度不高。传统食品溯源体系受制于数据存储架构的限制,存在信息难以全面公开、数据容易非法篡改、传输容易遭受攻击等问题。在近年来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可以尝试运用区块链技术加以完善和解决。为此,需要剖析传统食品溯源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探寻区块链技术切入食品溯源机制的机理和路径,设计基于区块链及分布式思维的食品溯源数据存储结构及访问规则,运用区块链技术防篡改、加密及匿名特性解决溯源问题,对食品溯源路径及体系进行优化。     

基于微分博弈的食品供应链溯源信息共享行为协调机制研究

运用微分博弈的方法,构建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博弈模型,研究3种不同决策模式下二者溯源信息共享的最优策略、收益及食品供应链总收益的变化情况,并利用Matlab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集中决策时食品供应链的总收益最大;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追溯食品生产商和食品供应链收益的帕累托改进;溯源食品品牌形象及溯源信息共享成本的影响系数对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溯源信息共享行为产生影响。     

论信用档案的建立及社会作用

信用档案是由相关机构根据业务需要,收集、整理和保管的反映企业、中介机构、个人信息状况的信息材料,是为活动主体的结论性、综合评论性文件材料所建的专门案卷。建立信用档案,档案部门要发挥应有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和技术投入,提高服务水平。信用档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制约作用,中介作用及保驾护航作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几点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与《食品卫生法》相比,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亮点颇多。但纵观《食品安全法》及一年多来的实施情况,仍有一些不尽科学或者与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势不尽相符的地方。拟就《食品安全法》的一些欠缺、不足及如何完善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贯彻与运行抛砖引玉。     

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档案工作的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档案工作”是当今档案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的地位、作用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着重论述了企业档案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档案工作的影响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工作的特点，研究探讨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企业档案工作模式     

让人心惊胆颤的“食品”

继南京冠生园“黑心月饼事件”之后,在市场上连续查获了毒大米、瘦肉精、火碱鸡、沥青鸭、甲醛泡的水产品……近年来,随着一些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非法加工食品不断被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从融资性票据谈我国《票据法》的修改

票据法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国际上统一程度最高的法律。而我国票据法在诸多方面却存在着不合乎国际票据法通行规则的缺陷。文章针对我国现行票据立法中融资性票据的缺失，提出思考性立法建议。     

小众媒体,能饶了大众的胃么

我们疑惑的是:为什么食品安全这四个字让大家感觉越来越焦虑?我们疑惑的是:为什么不管相关部门多少次声称加大力度来提升食品安全度,似乎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实际的情况却是越来越糟糕?我们疑惑的是:为什么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先被媒体曝光,然后监管部门才去查处或者澄清?我们疑惑的是:到底是媒体夸大事实报道还是看似合格的食品都是假象?     

制度嵌入性与地方食品系统——基于Z市三个典型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案例研究

针对日益恶化的食品安全现实,部分消费者退出了部分主流食品系统,转而纷纷采用替代性的地方食品系统模式。而在地方食品系统中,社区支持农业(CSA)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文章对Z市三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即消费者推动型、生产者推动型以及NGO推动型)是如何再嵌入到具体的制度情境中,从而解决食品品质不确定性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同时,对于这三大模式之间的异同也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三农"问题难解的症结在于一种偏向性的发展思路——从投入谈"三农"问题的解决

本文从我国近年来农村改革中存在的政策低效问题入手,通过一个简化的模型分析了偏向性发展是“三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原因,进而引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初始阶段,应该从加大支农资金的投入入手,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来带动问题的最终解决。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