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静、余永泽形象意义的再解读

面对全球化语境中,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个体感性生命勃发所带来的对人对个体生命的消损,思想界、文学界近年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种努力:那就是借助重新解读"十七年"的文学,再度审视、清理"十七年"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思想、精神上的价值资源,以求或者探溯今天精神病症的病源,或者寻求新的精神营养以滋养时下现代人那被物欲所消损的灵魂.     

儒家荣辱观的伦理精神

在对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追寻中,儒家道德哲学以人的完善作为生命的内在追求,并强调个体的完善寓于社会的完善之中;“内在超越”与“社会超越”是个体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是个体的人获得人生意义或价值的有效途径。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儒家荣辱观中,“知耻”是人之为人、人之异于禽兽的最基本的要求,“知耻”以“为人”、“心安”为基本价值目标;“求荣”则以实现生时的“为人之尊”和生后的“精神不朽”为价值追求、终极目标。儒家荣辱观这一伦理精神,对于扭转当前公众耻感意识淡化和底线伦理下滑、救治当代人精神家园缺失的“现代病”、帮助人们养成珍视现世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实现人生境界的自觉具有积极的意义。     

理性觉悟、情感转移与精神能力的培养——五四时期周作人对打破"隔膜"的精神条件的思考

"五四"前后,周作人在打破"隔膜"的精神条件上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 ,要实现理想的人间生活,首先要做到的是"改良人类的关系",打破彼此间的精神隔膜,直到相互理解.要实现这一点,每个人在精神上要发生根本改变,要完全接受人道主义的真理,在感情上发生转变,彻底改变麻木的精神状态,培养出"爱与理解"的能力和对其他个体精神的感受能力.这些思考,对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建国初期文学成就之一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坚持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了“五四”和解放区文学的光荣传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一代新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新文学发展的基础和前导。对十七年文学成就的估价和十七年文学经验的研究总结,绝非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一件严肃的历史任务。这对于开创社会主义文艺新局面是有很大好处的。本文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初步探讨,和文学界的同志们共同商榷。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体会笔谈(七篇)

主持人语: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宣传中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了七位省内有关领导和知名专家从不同角度解读十七大精神,畅谈各自学习体会,共七篇笔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鹏研究员的选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甘肃省副省长咸辉的选题是《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副会长刘敏的选题是《社会行动与行动者的责任———对十七大报告“社会和谐人人有责…     

论巴金散文中的个体生命意识

巴金散文中的个体生命意识与他对人类的爱是相通相容的.巴金渴望人类自由与平等的生命意识是个人的“爱”的潜能和自我意识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相融合的结果;其崇尚自我牺牲的生命意识则源自他的“爱的永生”和“生命的永生”的信念.晚年,他出于爱和真诚在《随想录》中对自己在“文革”期间沦为“奴在心者”和“说假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使个体生命精神升华到了一个伟大的境界.     

论船山精神

王船山是中国历史上艰苦卓绝的思想家 ,他除了很好地把握个体的生命价值外 ,也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国家之兴亡、民族之盛衰、社会之发展 ,以其广阔的视野、缜密的思维和批判的眼光 ,审视历史 ,正视现实 ,构想未来 ,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思想家 ,在中国思想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生命历程中 ,始终洋溢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那就是 :“以身任天下”的豪杰精神 ,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 ,“卓然不惑”的创新精神 ,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船山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贯穿于他的言行之中 ,而且体现在他那近千万字的著作中 ,还反映在一代代仁人志…     

信仰纯粹性与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鲁迅的个人信仰乃是由他的整体的生命活动所形成,与他的血肉的生命体验丝丝相连.这种熔铸着个体生命经验、散发着血肉气息的精神基础保证了鲁迅信仰的纯粹性特征,也说明了鲁迅从“进化论一尼采主义”的信仰者前进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两个阶段的衔接是一种内在血脉相连的发展式的衔接,而不是断裂式的或者转折式的衔接.它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事业中获得了一份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的思想资源.     

"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所谓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重新变成了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在接连参加几次有关的学术讨论会的过程中，置身于辩论激烈的会场，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场景在８０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在８０年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甚至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它们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忽略乃至省略。在８０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乃至“十七年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     

游走于缝隙中的自我——“庖丁解牛”与“游刃有余”的一种解读

本文认为“庖丁解牛”的故事以及“游刃有余”的境界所包含的深意不止于技艺熟练以及自由境界的比喻意义，从中甚至可以一窥庄子人生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这一点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故事中主要细节的解读指出，其中实际蕴含了庄子对个体、社会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并由此揭示出庄子精神自由的理想在实践上的现实性，即：为出世而入世，并由此探讨了庄子思想的局限性及其成因。     

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批判：起源于“人性—社会性”之分

中文学界对“社交媒体”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理解,与此对应的是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交媒体研究。社交媒体研究如不能有效区分不同理解之间的关系,势必造成思维混乱和思想混杂的状况。对韩炳哲的理论著述做个案分析,便可发现韩炳哲因失去对“个体—用户”的仔细考察而错失了他原本可能以“群体心理学—精神政治学”来回应社交媒体时代社会交往危机的(可能性)契机。由此可知,社交媒体批判起源于“人性—社会性”之分。而社交媒体批判应当以实在论为哲学基础,诚实地面对社交媒体时代个体的“社会性危机”,正确处理好“人性与社会性”“个体与群体”等关系,进而为社交媒体时代确立稳定的“关系架构”和积极的行动者方案。     

德音之谓乐“解”——以先秦儒学为视野

在儒学的视野中,乐不同于一般的声、音,乃有德之音.乐的精神内核在于“生生”之“和”,其基础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其完美的和谐在“无声之乐”的境界中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然而,“无声之乐”并非心灵的虚无飘渺的念想与妄测.因此,并不是虚无的彼岸图景,而是实存于人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的生命历程之中.通过个体生命的道德实践,“无声之乐”内化于主体的生命本质力量之中,修成儒家所追岽的理想人格.实践、人格与境界已然组合成“生生不息”的“圆融和合”的生命整体.     

以身托天下——基于政治观为“贵生”说的辩护

“贵生”是老子生命观的内涵。“为己”或“为天下”是传统中解读老子生命观内涵的两个视角。历代注疏体现了“宠辱”“贵爱”“身与天下”三组解读《老子》第十三章生命观的核心概念,忽视君王生命活动的政治影响,仅以个体生命把握老子之“贵生”,导致身与天下的分裂。在身与天下的关系视角下,身的长久保存以归之自然为实事前提和价值旨归。归之自然以求道是老子生命观的价值旨趣,受国之垢而守其辱是君王以身托天下的伦理实践表现。“贵生”的内涵不在强调贵爱己身,而在突出将修身所致的自然之身扩充天下。在身与天下的勾连中,显示归之自然以求道的生命价值区间,通达没身不殆的生命境界。以归之自然的身托寄天下,使生命与天下皆能够长久保存。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论世纪之交陈独秀的思想来源与文化选择

陈独秀是 2 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坛和思想界的风云人物 ,也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人物。陈氏之所以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与他所处的时势及个人对时势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分析陈氏早期的思想来源及文化选择 ,进而探析“时势”与“英雄”间的互动关系 ,方可求得对陈氏早年所走道路及思想路径的合理解读     

从“e时代”到“i时代”——对网络传播的一种探讨

网络传播从“e时代”迈入“i时代”,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成为现实的.移动互联网使得“个体”永远在线成为可能——这是网络传播进入“i时代”的基础.“i时代”,意味着新的网络社会生态.“i时代”成型的本原在于:“个体”在新的社会交往结构中,面临着如何反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永远在线”、“自我中心化”、“个体体验”等时代特征让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受众在寻回对信息的主动权的同时,也在努力对“个体性”进行探寻——或者自我拯救.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近代中国新法家思潮略论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人们努力从中国传统的“异端”思想中寻找救国良方.作为先秦时期的一大显学,法家学说在近代也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并形成了一股在思想界流行数十年之久的新法家思潮,许多个人与学派皆受其影响.新法家思潮有着许多丰富的内容与鲜明的特点,例如用现代政治理论对传统法家学说进行诠释,借法家学说来批判时代弊病与重塑国民精神等.对于新法家思潮,是值得去作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的.     

"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中国现代性困境的突围与救赎——兼评《生命之思》

中国现代性的历程是艰难曲折、漫长迂回的,其历史是充满创痛的.杨春时、张法、钱永祥等学者都对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进行过剖析,同时开出了“超越性文化层面的建构”、“依赖中华本土文化重回中心的诉求”和“自由主义价值理想的维护”等药方.但从目前持续的现代性困境来看,停留于学理层面的、单一指出一个方向和一条道路的探讨都显得很无力,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能于现实、个体和整体多向互动验证的系统原理,而这正是封孝伦教授的新著《生命之思》的价值意义之所在.《生命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用以对个体自我乃至人类生命真相进行反思的独特、简约而又严整的理论模型.以之为镜鉴,人们可以更深入、明晰地认识个体;又能以个体的真切生命经验为镜鉴,推演并确证出人类万千生命整体的普遍逻辑.它不仅可以为我们突围现代性困境做出努力,还能为转型期中国社会人们精神的危机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