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

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热潮中,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各派,通过投身于乡村运动,主要从乡村社会重构、知识下乡、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其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教训至今仍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可贵财富。     

到乡村去：现代知识传播与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引发众多知识界人士投身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乡村社会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乡村重要性和社会复兴基础认知的结果。它领域广泛、方式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中国基督教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以《田家半月刊》最具代表性。它通过尽可能浅显的文字刊物传播现代农业农村知识,以普及现代科学和社会知识为主张,塑造新型乡村社会和乡村农人,达到乡村重建和改造的目的。辗转半个中国、长达23年的刊物成为乡村建设运动持续时间最长的实践见证,与今天中国社会的乡村振兴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有某种相似性和先验性。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论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而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在乡村社会构建合法性权威的问题。合作运动于此时的兴起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并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具体而言,在江宁,合作运动的目标是以合作社为中介,通过复兴农村经济来加强对农村的渗透,进而增强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的基层控制。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杰出人士,用不同的思想和实践方式,去寻求和探索振兴中国农村之路。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经验,他们的乡村建设的成就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与“乡土重建”——吴景超与费孝通的争论及其启示

针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的困境,吴景超强调“都市意识”,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费孝通则立足乡土中国,主张“乡土重建”。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看待市场和权力这两种资源集聚方式;二是如何看待市场导致的资源集聚。费孝通认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壮大,并非全是市场所致,更有权力的影响。忽视这个因素,一味主张发展都市,不仅不能救济农村,还会伤害农村。吴景超对此则缺少警惕。在这个层面,费孝通的“乡土重建”论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对于市场导致的资源集聚,费孝通也有担忧,因而主张分散的乡土工业。吴景超则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认为都市化的集聚能够带来很多好处,中国应从都市角度思考农村问题,“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种看法更有前瞻性。费孝通主张的乡土工业,终究有其限度。两人的不同思考,为我们反思当代的大城市与小城镇之争带来深刻启示。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

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晏、梁的乡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是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梁漱溟则是从"文化复兴中国"的角度着重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公共卫生"研究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到农村建立实验区(县),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当时600多个教育和学术团体及大中专院校在全国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县)。研究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当今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社会工作与乡村建设行动：亲和性、实践史与行动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工作与百年乡村建设行动一直相伴而行，并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相得益彰，形成了较强的专业亲和性、价值亲和性和实践亲和性。在不同时期的乡村建设行动实践中，尤其在乡村慈善救济和社会福利、乡村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乡村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中国社会工作不断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积极开展一系列本土化实务实践，既促成了自我的知识生成，又形塑着自身的品格特质，更有力助推着乡村社会的各项民生福祉和社会事业。新时代新征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社会工作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乡村全面振兴亦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参与和服务。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手段介入乡村振兴，要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为其价值选择，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其基本抓手，以社区工作为其核心工作模式，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其主要内容，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其目标取向。     

论平教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中国乡村严重的危机,首先由民间力量发起了一场以救济乡村为直接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下,这一建设过程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平教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平教会放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中进行考察,可以探析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和南京民国政府等方面起到了桥梁、示范、推动和辅助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平教会是无法实现其参与乡村建设最终目的的。     

评梁漱溟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梁漱溟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本着文化救国和文化立国的立场 ,他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的种种改革提出质疑 ,认为欧化和俄化的道路在中国均行不通 ,只有他的乡村建设这个“第三条道路”才能把中华民族导向光明。他的思路是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 ,现代化不应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 ,在某种程度上还应以乡土重建为基点。必须从农村出发 ,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复兴和发展的道路 ,由此带动工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中国现代化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以农业人口为主、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而言 ,今天仍有启迪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国家、社会团体与民众的互动研究

20世纪3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崩溃境地,为复兴农村,发展乡村教育被视为一条有效的途径,由此掀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三种社会力量均参与了这场运动,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农村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互动的不良,使得运动最终破产,这为今天发展农村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对此状态较为平和的求解之道是农村矛盾向城市的转移,即在城乡互动的层面上求得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是延续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农民离村".而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则是以追求和谐农村建设为目标的积极的尝试与努力.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