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

当代中国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既不是"大政府"也不是"小政府",而是"与政府内在职能规模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因而,既不是一味地精简机构,缩减人员,也不是实现政府规模的增量性扩张,而是对政府规模进行结构性调整,打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机构设置"职责同构"的特点,解决条块分割的矛盾.     

论机构改革与政府的合理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机构改革。目前,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改革目标,正在进行第四次机构改革。前三次机构改革均不理想,不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第四次改革的成效目前还不能作出定论。本文从追求政府规模的合理准则这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前三次机构改革“精简”原则的规范性内涵,以期对第四次机构改革乃至中国行政改革指导原则作出有益的探索。     

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及其原因

政府规模增长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是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府规模有了显著的增长。我国政府规模增长在结构和原因上都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政府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的过快增长导致行政管理费支出的超常增长,其深层原因应当从官员的隐性收益和现行的官员制度上去寻找。因此,控制我国政府机构过快增长的途径是降低隐性收益,尤其是降低官员通过以权谋私来增加隐性收益的可能性;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澳门政府规模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澳门政府规模为中心 ,采用比较行政学方法 ,透过对澳门政府规模的纵向自身对比和横向国际比较 ,发现澳门政府规模属于中型偏大 ,并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测算中国政府收入规模:1978-2008

国际组织税负报告的每一次发布,都在我国各界激起强烈反响,并引发税负高低的激烈争论。由于出自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了不同的测算方法,众多测算宏观税负和政府收入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截然不同。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完整的政府收入统计口径和测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本文提供了1978-2008年政府收入规模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结果表明:1978-2008年,我国政府收入规模总体上下降了10.35个百分点,但自1995年以来逐步增长,并于2003年突破30%。政府收入规模过大挤压了居民福利和企业的生存空间,已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控制政府收入规模,必须大规模减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税收政策,调整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加大与民生有关的政府支出比例。     

对政府规模问题的探究

政府规模问题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入手,通过阐述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提出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的措施建议.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回顾及对策

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末,政府已经实行了六次大的行政机构改革,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机构改革只是在量上做调整,总是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合并--分开--再合并--再分开,权力上收--下放--再上收--再下放三个历史循环中运动.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     

伦理视野下的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当代政府管理模式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政府管理活动的实践,基于对伦理视野下政府及其职能的本质的分析,论述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伦理化,并提出和阐释了政府职能伦理化实现的途径,即加强政府职能道德化的制度建设     

政府研发投入规模的国际比较

文章以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对政府研发投入规模进行了国际比较。政府研发投入是带动整个国家研发投入,增强科技实力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国际经验表明,政府研发投入的规模决定了一国的科研投入水平,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科技追赶阶段,更需要政府投入的研发经费的超速增长。而我国目前政府研发投入的强度很低,与我国的经济实力乃至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很不相称。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提高政府研发投入强度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新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政府机构 ,开展过多次精兵简政。 1998年以前 ,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进行了八次。虽然八次改革均未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历史怪圈 ,但每次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多或少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都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认真搞好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对于推进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政府机构改革内在规律的探索和把…     

我国政府问责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消解

完善的制度是政府问责规范的必要条件.我国政府问责虽已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未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问责的刚性化,才能确保政府问责的有效性.     

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武侠性格的变迁

司马迁界定的游侠特征,只是理想的人格追求,然自侠登上社会舞台始,就走上依附于某种政治集团的道路,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魏晋以降侠向豪强化转变;唐代侠亦豪亦侠,形态各异,提供了侠的诸性格;宋明时期的侠已世俗化,身处独行侠时,尚具有游侠精神,接受招安则沦为统治集团工具,开辟了侠的悲剧道路;清代侠已彻底官化,秦汉特立独行的侠风荡失.     

中美官方语言中国家角色、归属感与地位问题的研究

中美官方语言中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国家角色定位和思维定势,如中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历史的联想思维,而美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抽象的理论思维.美国在人权问题官方语言的表述上体现出了美国历史上的"美国超越论",是"美国梦"理想主义抽象思维在外交政策上的延伸,也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国家角色的体现.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反对外国入侵的历史观,也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负责任大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角色的集中体现.卡特总统的著名人权外交演说与中国的人权报告体现了两国在国家角色、思维习惯和地位上的明显差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

根据<司法公报>和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法官薪酬菲薄的现象,认为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是基层司法官员总体素质较低和审判独立成为具文,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政治体制导致的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备.     

法令之后:政府信息公开经验现实的反思——基于省级《政府信息公开报告》文本的内容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它不仅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强化民主政治的需要,而且有助于防止行政腐败,提高行政管理的质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透明政府建设提供了法律基础,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省级政府信息公开报告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成效及其存在问题,可以得知,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必要前提。     

北洋政府时期的劳动立法问题探析

中国的劳动立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政府相继出台了工厂法、矿山交通劳动法、工会组织法、劳工福利法等方面的法规。这些劳动立法,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来讲是一大进步。然而,北洋政府制定劳动法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抑制工人反抗,调和劳资矛盾,维护统治秩序,并未想从根本上改变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及其社会地位。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劳动立法的实施成效欠佳,其制度的建设意义远大于对工人保障的实际意义。     

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盐业生产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食盐生产虽然继续巩固了清末形成的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盐业生产格局,但清代黑盐井在滇独大局面于民国初期已受到了强烈挑战,同时,盐产量总额也比清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一时期,部分大盐井和全省的总体盐产额都有较大的波动,而卤矿含盐量的变化、燃料成本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