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效应：跨界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实地研究———以“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为例

跨界流域水资源问题主要包括水量分配和水污染。已有相关研究涉及了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上下游利益博弈和经济补偿等诸多方面。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的实践表明：目前以一级政府下属的环保局为主体的跨界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机制,实质上是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其社会效应体现为该机制有效地协调了上下游的利益博弈,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避免了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其生态效应却是联防机制,不仅忽视了河流生态系统,而且由于它将污染事件信息控制在内部,其结果往往是加剧了河流的水污染。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模式构建研究

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活动的有效实施,在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开展环境审计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湘江流域水污染的特点,探讨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基本理论,并且从如何确定审计对象、主要污染物、审计内容和环境审计评价标准等方面构建了适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模式,从而可以完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系统,优化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理论。     

流域水污染防治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跨区域水污染防治的３ 个相邻地区博弈模型及区域内水污染防治的政府监管与排污企业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流域水污染防治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及最优策略选择,提出建立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分配机制、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制度和长效环境经济政策,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     

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现状

流域的水环境管理是我国环境管理的难题之一，也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文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国内外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发展现状及成功经验，并对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存在管理机制不统一，法律体系不健全，管理手段单调及公众意识不高等问题。同时阐明了我国必须借鉴国外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经验，从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模式，走中国的流域水环境管理道路。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讨——以巢湖流域内环境保护为视角

巢湖流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巢湖流域生态补偿,很大程度上是流域中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补偿。巢湖流域应以农村地区环境与流域水资源保护一体化为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包括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等系列补偿措施,实现城乡协调、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洱海流域农村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及其控制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旅游开发、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洱海流域水环境质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通过对洱海流域农业污染源的评价分析发现: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占河流、湖泊营养物负荷总量的70%以上,是洱海最主要的氮磷污染源,其中农业生产带来的化肥和畜禽粪便流失污染已成为流域主要污染源。该文基于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的综合分析,从农村生活污水控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种植业污染控制和水土流失治理四个重点领域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流域水环境管理的政治学分析

流域水环境管理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主体的特殊利益及主体间关系的异化。分析表明,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中存在制度性缺失。依照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借鉴世界各国流域治理的实践经验,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分权化趋势日益明显。鉴于中国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在流域水环境管理中,政府不仅要整合行政组织资源和力量,而且要培育社会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以达到实现流域水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     

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沿江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

健康的湘江流域是长株潭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进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与治理是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湘江流域株洲段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是目前湖南省完成国家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任务的关键性举措,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株洲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状况看,湘江流域畜禽禁养区建设是一种源头减排与源头治理。经验表明,要全面完成畜禽养殖污染减排任务,巩固成果,必须以源头控制、分类管理、综合利用、激励引导为原则,以激励扶持、法律责任等为手段,转变政府职能,释放禁养区产业发展活力,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动畜禽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

湘江衡阳段水污染的防治对整个湘江流域的治理极为重要。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来源主要有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季节性污染和水上餐饮污染等,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水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水污染防治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监管职能、加大整治力度、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对策。     

河北滦河上游自然保护区遗产资源整合与保护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保护区总面积为50637．40hm^2,是河北省规模最大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保护区。保护区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包括森林、山脉、沟壑、湖泊、溪流、沼泽、湿地,为珍稀和地方性动植物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栖息地。保护区内拥有丰富的野生生物资源,包括一些珍稀和濒危物种。除了自然资源外,这一地区还拥有许多名胜古迹。在遗产资源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整合,指出了本区的遗产资源存在的问题,诸如人类活动、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物种减少、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旅游发展压力等。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来自污染、筑路、森林火灾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威胁将会增加。其他潜在的问题还包括气候变化、酸雨、温室效应、泥石流和水资源危机。本文提出了相关保护对策,包括综合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系统、自然灾害监测系统、文化景观保护、生态旅游规划等的建立和实施,以促进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     

根治海河运动述论

1965至1980年,在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河北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根治海河运动。根治海河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工程浩大、持续时间长、大兵团作战、军事化指挥机构、民工的军事化管理等。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影响深远。     

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七八月份,黄河全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山东境内的黄河虽未决口,但河北、河南决口之洪水全都灌注山东,使山东成为受灾面积最大的省份。灾情发生后,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痛苦。     

《长江法》的构建与流域管理体制改革

长江流域的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长江法》实施对长江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长江立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流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体制存在机构设置重叠、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等现状,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性质和权限不足于实现综合统一管理的职能。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改革流域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初步构建其体系,从创设新型的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监督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明确地方政府职责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为《长江法》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文化自信视域下河北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播

河北方言传承了宝贵而丰富的河北传统文化遗产,河北方言文化是河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对河北文化自信培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调查可知,目前河北方言文化保护与传播面临较大的现实困境,可以采取措施建构一套河北方言文化保护与传播体系,以树立河北省高度的文化自信。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现代化理论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域,用现代化的理论与视角来研究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历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被动应对性、筹边防御性与民族主义性,这是辽河流域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现代化历程比较明显的特点。     

论嘉陵江流域旅游开发

嘉陵江航电工程实施后,其流域的旅游优势凸现出来,成为这一地区的新兴产业。针对嘉陵江流域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若干相应对策,即在旅游开发中要突出古镇特色文化;采用多种措施提高景点间的空间可达性;在旅游开发中要加强区域协作,走整体开发道路。     

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述论

特定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社会因素导致1939年海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洪水给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努力最终克服了灾荒。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爆发的教训和救灾的经验都对当今的防灾救灾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