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文化品格论

《三国演义》是融多种文化于一身的古典名著。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是其主要的文化品格，其中又以市井文化作为文化品格的本质，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经济基础。     

从“三国精神”到“三国演义文化”精神——再论《三国演义》的思想及其形成

《三国演义》经历了中国古代其它小说都未曾有过的特殊发展、演变和创作过程。从表面上看,《三国演义》在明代才面世,但是,只要我们追踪其从历史到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和种种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从萌芽到成书,经历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的群众创作,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它包括与三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有关的,如:《三国志》、魏晋六朝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杂史笔记、“说三分”、三国戏曲以及各时期有关三国的诗、词、歌、赋、跋、序等等     

《三国演义》“夷陵之战”散论

《三国演义》“夷陵之战”散论孟祥荣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叙写大小战争无计．然总其纲者．仅三数次耳．曰官渡．曰赤壁．曰夷陵．官渡在前．赤壁居中．夷陵殿后．官渡一役．袁氏土崩．群雄瓦解．曹氏雄定北方．奠成基业；赤壁鏖兵．孙刘联手拒曹．瓜裁荆州势成...     

论《三国演义》中的“天命”之美

《三国演义》中作者着力描绘的人物身死、战争失利、王朝灭亡的悲剧图景为我们呈现了命由天定,天命难违的天命观。而此天命观蕴含着朝代更迭,分合有数的规律之美,明主贤相,忠臣良将的遗憾之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之美。《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在展现以上美学意味的同时,也推进了传统天命观由天行有常向人定胜天的过渡演变。     

论毛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六百多年来,它以博大深厚的思想内涵、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脍炙人口,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自清初以来的三百余年中,亿万民众传阅、讲说和熟悉的,并非罗贯中的原作,而是《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简称“毛本《三国演义》”)。奇怪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却对毛宗刚贬抑颇多。胡适称之为“平凡的陋儒”;后来的学者或夸大其封建思想较为浓重的一面而否定其积极方面,或将其贬为金圣叹的机械模仿者而忽视其独特贡献,直到最近十年,人们才开始比较全面地评价毛宗岗和毛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中的“星占”

在《三国演义》灼“术数”现象110例中，“星占”（星象，天文象占）占23例，为各类“本数”之冠。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分类表述如下，并略加讨论。下．身分瑞应。如：①第2回：“（少）帝与陈留王卧于草堆之畔，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在主是夜梦两红日坠于在后，惊发，披衣出户，四下观望，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慌忙往视，却是二人卧于革呼。”②第32回：“（曹）丕初生时，有云气一片，其色青紫，圆如车盖，覆于其室，终日不散。有望气者，密调擦日：‘此天子气也，令嗣贵不可言。’”等等。这里所说的“红光”、“云气”（天子气），是…     

论《三国演义》写战的“戏”笔

本文提出《三国演义》战事描写的一个重要特点——“戏”笔,反映了作者对战争描写艺术的独特追求.文章对此“戏”笔的文学传统等方面的渊源进行了初步阐释,分析了其在全书中的具体表现.即:一,单人独马争杀的“戏”味;二,较大战事图景的“戏”笔贯注;三,多种“戏”味手法的融合一炉,此类“戏”笔运用所达到的审美艺术效果是:一,突出人物性格;二,反映作家理想;三,愉悦读者心理.     

论《三国演义》“年少大志”塑造模式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上体现出“年少大志”塑造模式。该模式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领袖型、武将型和谋士型。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家对史家纪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与《三国演义》的集体创作方式,以及作家主体意识有密切关系。“年少大志”塑造模式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此外,该模式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伦理小说《三国演义》

一部《三国演义》,从它的题材来源来看,可称之为历史小说;从它描写的主要事件来看,可称之为战争小说;从它表现的思想观念来看,我们完全可称之为伦理小说.伦理小说,顾名思义,就是用小说的形式,讨论伦理道德问题,宣传某种伦理道德观念.人类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所讨论的社会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所谓“五伦”.作为一部优秀的伦理小说,它不可能囊括所有伦理关系,而往往要受到题材的限制,着重讨论一两种伦理关系问题.《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它主要讨论君臣、朋友关系问题,崇尚仁、忠、义等道德品质.     

《三国演义》主题复合论

主题是小说的灵魂,任何一部成功的小说都有明确而突出的主题,而不同题材的小说主题自是不同。《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承继了自先秦以来即已形成的、悠久而厚重的、以史为鉴的历史传统,旨在通过叙述和反映三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来揭示历史的分合、王朝的兴衰,进而表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人心所向。因此,《三国演义》当是表现以歌颂统一为核心,同时也反映历史分合和王朝兴衰的复合主题。     

《三国演义》“贼”义解析

大量使用“贼”是《三国演义》（毛评本，下同）的一大特色。“贼”在《三国演义》中有诸多义项：一、表狠毒凶残，罪恶滔天者。其贬义程度最重；二、表不忠不义者。其贬义程度重；三、表阳奉阴违者。其贬义程度较轻；四、表才能低下者。其贬义程度轻；五、表敌对者。其贬义不明显。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在《三国演义》中,尽管“义”贯穿小说始终,但由于“义”的理想化和现实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忠义难挽颓波,这就使三国的历史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个道德的大悲剧。本文着重在于通过对理想人物(即悲剧主角)的性格分析,展现“义”是如何在同一人物或不同人物身上得到矛盾统一的,从而能对“义”——这一对数百年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道德内容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评价。     

《三国演义》的情节“移植”

本文专论《三国演义》的情节“移植”。文章认为,情节“移植”是《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不仅在揭示主题、刻划人物、安排结构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力和审美效果,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创作才华,而且为后世刨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艺术借鉴。     

论《周易》中的“神”概念

关于"神"这一概念,在易学史上是不断变化的,有多层面的含义。《周易》认为"神"是可以认知的,人们通过修养心性和直觉的体验,可以达到使自己的灵魂同神化合为一的境界。因此,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返回到神灵自身;通过神灵自我觉解,实现自然的呈现,从而感觉到神的存在。     

《三国演义》接受的文化阐释

《三国演义》[1]的创作是作者个人心理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集大成,而本书的接受过程也是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接受过程中,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外,其实还是有些文化含义贯穿始终,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论述,分别是强烈的政治教化功能,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深重的忧患意识。     

论《三国演义》中的谯周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三国演义》中的谯周是一个矛盾的、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出场九次,但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小说围绕谯周劝降展开对知识正确性与道德合理性之关系的思考。围绕谯周劝阻诸葛亮、姜维北伐演绎天时与人力、知识与道德的冲突以及知识面对道德时的有限性,以及如何评价二者价值高低的问题。毛本在谯周形象上的微调,除了行文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明清易代之际文化思潮的呼应,同时也表现出毛氏父子的史家心眼,并未对谯周形象予以简单化的处理与批评。     

论周瑜——《三国演义》人物论

周瑜.作为历史人物,“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以其短暂的一生,为东吴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追随孙策,辅佐孙权,统率东吴大军,攻城略地,屡建奇功;他在几件关系孙吴存亡的大事上.如拒遣人质,赤壁抗曹等等,都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性度恢廓”,《江表传》载:“程普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他“姿貌壮美”,气度洒脱;他精于音乐,时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谣,……总之,确如陈寿所说,周瑜是三国时代的一位“奇才”.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     

论黑格尔的“概念”——《逻辑学》“概念通论”释义

《逻辑学》是黑格尔的主要著作,而“概念”是逻辑学最核心的内容,其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解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对《逻辑学》“概念通论”这一节内在层次的梳理,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1为什么和传统逻辑学不一样,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概念论”要在“本质论”和“存在论”之后才可以出现？2黑格尔概念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作为主观逻辑,它和真理、现实的关系是什么？3黑格尔的“概念”是如何受到康德“先验统觉”的影响,并对之进行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相关思想的？只有在对这三个问题先行做出讨论和回答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黑格尔概念哲学的本质及其特殊性。     

释《诗经》“颂”

学术界对《诗经》中“颂”之含义阐释分歧甚大。文章从传世文献、考古成果、训诂考据、文化人类学、文化宗教学等角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颂”的起源及其最原始的意义，认为“颂”可拆分为公”字和“页”，西周之前“颂”字的意义正是包含在“公”字之中，其起源于巫术思维下的一种上古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集体祭典，本义是一种生殖崇拜的祭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