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既是异族文化思想在本士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与佛教界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就佛经翻译而言,它既是传播佛学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为了适应佛教中国化的需求,归化策略必然成为译经者首选的翻译策略,它能在佛经翻译中把统治阶级利益和向往佛法人士的阅读需求结合起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宋元时期佛经翻译中的吐蕃译经传统

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与中原得到了广泛传播,吐蕃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翻译传统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当中。本文参考前人的著述,梳理了吐蕃梵-藏译经中的转写、音译、意译规则,并与唐代以来中原译经原则进行了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煌、西夏和元代藏文佛典的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译本对吐蕃译经传统的继承。贯穿于佛典译本中的吐蕃传统,可谓是藏传佛教传播背景下翻译文本的典型特征,堪为进一步甄别译者的信仰背景、研究古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提供参考。     

松赞干布时代佛教文化传入之实际面貌与地位

对松赞干布时代的佛教史实 ,学术界的看法存在一定分歧。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甄别与对照 ,对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的途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并进而对当时佛教文化传入之实际面貌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翻译目的论对中国佛经翻译的操纵

二十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弗密尔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研究聚焦于翻译目的的选择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从中国佛经翻译入手,探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试析清代蒙古族佛经翻译

清代,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驯服强悍的蒙、藏民族,除采取怀柔、联姻政策外,还借助宗教的作用从精神上控制少数民族,表现为特别崇信黄教、弘扬黄教,给黄教以种种特权,使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举措对蒙古族社会起到了双重影响.抛却消极影响,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而言,有着促进其发展的积极一面.尤其使蒙古族佛教经典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翻译家和翻译作品,更为主要的是形成了较系统的翻译理论.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佛经翻译是贯穿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从佛经翻译的杰出人物入手,探讨佛经翻译在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佛经翻译与耶酥会士翻译中的格义法

佛经翻译与耶稣会士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为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宗教传入初期大量采用了格义法,即附会融通本土宗教文本和宗教思想的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格义法的使用及其影响,阐述宗教翻译的特点以及文本、文化的嫁接中体现出的翻译的文化人格。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佛经翻译的译场及翻译程序

史称"千年译经"运动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源头。本文通过佛经翻译的译场与翻译程序,分析佛经翻译的地域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译场制度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出经的规模与准确性。佛经翻译是科学客观性大于文学主观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其时代性因素往往大于地域性。     

浅析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开始流行,到盛唐时期佛经翻译达到鼎盛。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中汉语词汇量的扩大、白话文的产生、词汇的演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佛经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勒菲弗尔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误读

在《中西翻译思想》中勒菲弗尔对比并分析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但是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文化背景的解读并不全面,因此他对于佛经翻译中的口授,翻译文体,忠实观等存在误读,并且过去强调佛经翻译初期无原本这一偶然性的影响,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翻译大国。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出了众多佛经翻译大家,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探讨了诸多翻译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透过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纵观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佛经翻译与中古时期的言意之辩

佛经翻译与中古文论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互动的密切关系。佛经翻译与当时的文学思潮中都存在着言意之辩,二者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一种因缘颇深的关系,为魏晋时代文论的繁荣发展和走向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经翻译之阶段性及其特点

持不同语言的人们要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就必须以翻译作为手段。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佛经翻译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代表性的人物及其特点。佛经翻译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四声的确立等,都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长安文化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

古代中国长安文化铺就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佛教之教义较符合长安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阐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并概述了一些翻译大师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取得的非凡成就。     

古代通俗小说女大师形象与佛经翻译文献

女大师指通俗小说中的一类女超人形象,其反正统、有法术,突出了女性异能带来的优缺点.小说比野史更标明对其情欲追求的憎恶.男性中心社会中她们以冲破男女大防禁律和神化女性为前提,带有区域性、复杂性和悲剧性.天书母题宣示正统,来源于知识阶层对书本上佛道文化的接受衍发.女大师形象往往跟女性不良生存状态相关,即陷入生活困境采取超常生存方式来应对生存挑战.女大师形象体现了佛教戒律的世俗化,带有明显的劝世讽喻意味.     

浅论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佛经翻译在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佛经翻译之初,关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对应之意来翻译佛意,一直众说纷纭。有人主张直接以中国的道家、儒家的义理对应佛意,也有人认为＂孔老非佛＂而主张佛经的不可译性。从翻译一词的源与本探究了不同时代＂孔老是佛＂与＂孔老非佛＂的争论,进而浅谈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我国古代佛经译场制度对当代科技翻译活动的影响

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译出了人类罕见的文明,也为后来各领域翻译提供了指导.佛经翻译中出现的译场制度,组织严谨,分工细致.近年来,随着科技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工作者正面临更大的挑战.本文基于佛经翻译和科技翻译的特殊关联,首先回顾了我国译场制度的发展状况;然后重点评述其对当代科技翻译的影响,从组织形式,合作原则和人才培养三方面展开;最后作出总结,指出译场制度在当代科技翻译中仍留有烙印,对日后的科技翻译工作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