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性观念的三重假设

在古希腊思想史上,有关人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依时间先后,形成了神性人、理性人和自由人三重假设。神性人假设存在于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认为人是神的创造物和实现神意的工具,神性人的本质是感性的人。理性人蕴育于古风时代,盛行于古典时代,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其实是将人的根本归结为城邦政治。自由人盛行于希腊化时期,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自由。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否定与反证: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技理性批判中的社会动力观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理论而展开的科技理性批判,几乎一致视科学技术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并从区别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探寻导致"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从滥用科学技术导致的自然、社会、人的异化等众多角度,在揭示科学技术的负向效应中,直接否定了它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拒斥不等于漠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不仅从反面证明了科学技术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透过其理论家的科技理性批判,可见其中对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认可。     

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既有促进人的本质实现的性质,也有压抑人性的性质。在 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人性压抑的根源。科学技术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进而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直接压抑了人的爱欲满足,加剧了人的异化劳动的程度。科学技 术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消除了人的批判理性, 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此,要克服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压抑,就必须以理性的批判力量唤 醒人的理性的否定精神,把科学技术置于理性的指导之下,建立能够实现人的本质的“新技 术”。     

生态文明对主观价值论的颠覆

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辉煌时代。但是,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是以主观价值论为核心的,当它走到极致时,就成为掠夺和摧毁自然界的精神武器。主观价值论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逻辑、实践上的悖谬,它必然要被生态文明的“自然—人—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所取代。     

对科学技术革命的人文探讨

人通过劳动,凭籍了科学技术的力量,才最终将历史划分为两大部类,开辟出独立的人类历史。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全面变革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正是基于这一更为根本和更为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 一、科学技术革命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科学技术革命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先统治着人的自然界,反过来被人所统治,变成了向人提供原料的合作伙伴,成为满足人的各种要求的对象。仿佛整个大自然仅仅是“为了人”而存在着。在人与自然的合作中,人是自由的,是积极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则是不自由的,是消极被动的一方,人居于支配的地位。人依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工具向大自然提出要求,对自然物质进行加工、利用和改造,在创造劳动产品的同时,也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阡陌田园、水利设施、都会闹市、摩天大厦、油田矿区……都是人的意志的产物,也是人所引起的自然变化。自然的变化又促使人萌生了新的需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拒斥与认可:哈贝马斯科技理性批判中的社会发展动力观

哈贝马斯在传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思想,寻求科技理性的方法论根据中,从认识论、社会学两个维度批判了实证主义科学观,并从主体价值维度,通过揭示科学技术发展对自然、社会、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否定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但哈贝马斯在科学技术问题上所体现的"中性"立场,又使他在肯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认可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感性·理性·神性

随着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和哲学认识的持续深入,认识论与本体论、价值论呈现着不可分离、日益结合的趋势,如果把认识领域的视野拉长则不难发现,感性、理性、神性无论在认识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相互依存的三位一体的存在,并且处于矛盾运动的流转过程之中.我们既不能以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来理解全部认识问题,也不能在三者之中择优选择一个使之泛化.因为感性、理性、神性的辩证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根据时代的需要,以实践智慧来把握感性、理性、神性在时间流动中的平衡.     

人性观的困惑与生态困境的历史演绎

蔓延世界的生态难题是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结果,而"人性观"的偏差是引发生态困境的深层价值论根源。从上帝神性"笼罩"下的"神性人性观",到追求"凡人幸福"的"自然人性观",再到理性启蒙"神话"中的"理性人性观",凸显了不同历史时期与自然相对峙的人性发展轨迹。探讨现代性发展中的人性价值论、推进"爱自然"的人性生成,是应对生态困境、构筑人类文明大厦的可能路径。这种探讨不仅能够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深层的道德价值论的理念指导,而且对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进"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别有天地的田园牧歌——中西诗人自然观比较

本文拟在探讨中西诗人在田园诗中体现的自然观以及渗透的文化底蕴。自然是充满人性的存在 ,自然是理性的象征 ,并在神性的自然中实现人性与理性的统一。     

技术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思考

理性和非理性是科学技术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过程。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科技活动是合乎理性的,理性是科技活动的逻辑法则与生成论前提;科技活动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非理性是对科技理性的逻辑超越。因此,应在历史的视野中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张力。     

霍布斯:理性与社会秩序

理性是启蒙时代最根本的方法论特征。霍布斯把国家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看作是人经由理性审慎思考并运用理性能力设计的结果 ,从而否定了神权国家理论。但是 ,霍布斯的理性秩序观也面临着自然状态证成困境、社会契约中的平等悖论、社会秩序设计的乌托邦取向等诸多理论局限。一方面要相信并运用理性 ,积极设计社会蓝图 ;另一方面要认清理性本身的局限 ,不能把社会秩序的设计变成“乌托邦”     

论人与自然的和谐伦理关系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中诞生并逐渐完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运用科技认知理性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一度忽略了道德价值理性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可持续发展战略再一次将道德价值理性与科技认知理性充分结合,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这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充分展开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新经济与新文明

以知识创新为生产力发展主要动力的新经济 ,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冲突与对抗 ,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我分裂。以新经济为基础的新文明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而且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进步 ;新文明消解了工业文明中人类理性在工具性维度与价值性维度上的对抗 ,使价值理性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并统摄工具理性敞向未来 ,实现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新文明对以资本为纽带的工业文明的辩证超越。这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性历史选择     

古希腊文明和哲学中的自然观念

古希腊文明和哲学的自然观念中,人的问题与自然的问题具有一种原始的统一性。古希腊文明通过科学思想的确立,树立了一种对待自然的理性态度,把自然视为与人相对待的、有秩序、有规律的整体。同时,文明、理性的希腊人又通过古老、狂野的狄奥尼索斯崇拜把自己顽强地与原始统一的自然连结在一起。古希腊哲学一方面与科学有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也深受古老、原始的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影响,它充分地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理性意识与原始的宗教感情的矛盾统一。它把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合一为实体的范畴,这些范畴的实质是自然的合一。     

生态文明视域下科技发展的理性审视与出路

科技发展对人类具有双重效应,它一方面促成了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为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创造了重要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遭到威胁的窘境。究其根源科技发展负效应是现代工业文明形态下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反自然"的科技价值观在观念层面以及具有"反生态"性质的征服型科技在器物层面共同造成的。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进行全面变革、确立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和科技价值观、贯彻以生态理性主导的科技发展原则,才能使科技发展回归到服务于人类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实现以生态化科技引领生态文明新形态。     

试论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观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既有促进人的本质实现的一面,也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但是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非中立的,它先验地适合于统治.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理性的分裂和批判理性的泯灭,它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基础,并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整体利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对人的爱欲本质和批判理性双重压抑的根源,造就了"极权主义社会".要克服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压抑,必须把科学技术置于理性的指导之下,建立能够实现人的本质的"新科学"、"新技术".     

论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理性人”的塑造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处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在21世纪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既要重视经济增长,又要不忽视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它的支撑力与传统发展模式简单地依靠自然资源和动力的支撑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向现代的"社会理性人"的转变势在必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改变陈旧观念,弘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目标,在具体的行为上塑造"社会理性人";加强法律保障,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社会理性人"的塑造也必将成功,而且一个文明生产、文明经营、文明生活、文明消费、文明娱乐、文明活动的人文社会也必将会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