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大学讲座制中的“学阀”意识

约100多年以前,日本大学从欧洲引进了讲座制,这一类似于金字塔式结构的“粕来品”,一登陆日本,很快就改变了原有的形态,成为直筒状的垂直线形结构。讲座制作为日本大学教学、科研的基本组织形式,有力地推动了近、现代日本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作为日本高校传统标志之一的讲座制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以筑波大学为首的一批新型开放性大学率先废除了讲座制,这样,在日本高等教育界一直进行的讲     

对我国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初步探讨

我国1982年宪法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创造性的成功范例。关于特别行政区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试对我国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从三个方面,即从我国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内涵、在制度化法律化上的伟大意义、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伟大意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在对上述问题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制”与“多制”、单一制与复合制能否结合等问题,从法律地位这一角度提出了自己探索性的意见。     

英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立场：认知、影响与中国的应对

英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认知,主要体现在法理、政治和历史三个层面上。英国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顺应了其一贯对国际海洋法的原则主张和海洋利益诉求,它谋求利用该问题提升“脱欧”后在印太的影响力。同时,英国有意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采取模糊表述,以便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英国支持“航行自由行动”在给中国的南海维权制造麻烦的同时,也将损害“全球英国”的前景和中英关系大局。对此,中国要坚持“预防为主、区别对待、多管齐下、软硬结合”的方针,从容加以应对。     

苏联农业关系的改革

解决食品问题和迅速改善居民供应是过渡时期最优先的方针之一。有目的地、全部和彻底地改变国家理存农业关系的诸方面,应作为这一方针的基础。只有以各种形式企业和农业经济的自由生产经营活动为条件,保证农业发展考虑自然条件、气候、土壤和国民经济这一范畴内的其他特殊因素,才有可能形成有效地发挥和灵活地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     

略谈社会学调查的“价值倾向”

社会调查或社会研究中有没有价值倾向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研究者在社会调查中能否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即采取所谓公正、客观的态度,或者社会调查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价值倾向?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即在社会调查中,研究者的价值倾向总是存在的,不论研究者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和对自然界的研究不同的是,在社会调查中,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又是研究的客体。他在研究社会时同时又是一个被研究者。所以,在社会调查中,研究者本身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他不可能象天外来客一样对人类保持一种纯客观的立场。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自已的同类时,不可能不反映出自己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理论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介到我国后,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重要问题。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见仁见智地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甚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者中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激烈争论,至今未能达成共识。近几年来,关于“西方     

荷兰中国研究的主要机构

荷兰的中国研究是以莱顿大学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莱顿大学,但也有部分研究人员分散在其他一些学术机构和团体中。这一力量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一、莱顿大学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始建于1575年2月8日,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很发达,历史上曾诞生过许多著名的学者。目前,莱顿大学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在世界上拥有广泛影响和较高声望的著名学府。莱顿大学还有“欧洲汉学重镇”之称,早在1851年莱顿大学就设立了中文专业;1876年又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举办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在20世纪30年代和…     

美国现代社会政治哲学

在考察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活时,里根主义即里根总统的政治和经济方针当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是共和党执政和保守势力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占优势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势力重新注意到意识形态问题并趋于偏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对“全民幸福国家”这一自由党纲领感到不满,“美国垄断地位”的神话也开始动摇。随着保守分子获得政权,在70年代出现的实证政治倾向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军国主义战争方针取代了缓和的愿望。     

论遗嘱自由处分及其局限性

在我国,除了法定继承之外,遗嘱继承是公民私有财产继承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近年来各地编印的民法专业教材,还没有将“公民遗嘱自由处分私有财产”作为我国继承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解放初期五十年代,我国的民法研究工作者中,有人提出着重保护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无足轻重的见解。建国以来,遗嘱继承制在我国没有得到提倡和推行,法定继承的观念在广大群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认为,公民遗嘱自由处分私有财产是遗嘱继承制度的理论原则,公民遗嘱意志的自由应受我国法律的保护,我国的继承制度应以遗嘱为继承的原则,无遗嘱时,始依法律的规定。因此,认识和研究遗嘱自由处分原则及其局限性,提倡推行遗嘱继承制,对于保障公民的继承权益和减少继承争产纠纷,是有重要意义的。     

正确认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一点体会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论断是我们学习领会整个决议精神的基础,是我们理解当前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口号的基本出发点。这一论断也为我们研究社会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人们常说,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生命线。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研究社会,必须首先了解社会,如果对社会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判断不准确,那么又怎么能很好地分析它,把握它,从而有效地进行决策呢?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是这样,在探索革命航向的问题上也是同样。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列宁选集》第3卷第8～9页)     

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的质疑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提出“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的方针。提出这一方针的基点在于大城市弊端甚多,如出现就业、住房、供水、交通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实际上我国大城市发展规模仍在扩大。因此,谈些粗浅看法,供大家参考。     

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英文)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哲学作为哲学”这一重言判断,要从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与“科学”都运用概念;但“哲学的概念”是“辩证的概念”,它自身变化发展。“辩证的概念”为“自由的概念”,以“自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是“可移动-可变化”的“自由大厦”。概念是“自由”的,亦即概念为“创造”的。“哲学”为创造性的学问。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科学”,“哲学”只是严格意义上“范式”的科学。在某种“哲学原则-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题”工作,主要是“科学性”的,而科学家在进行“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工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哲学性”工作。     

评民国初年宋教仁的政治活动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宋教仁是同盟会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人物了。他以提倡责任内阁制、建立国民党、进行议会选举活动而为人嘱目。对于宋教仁的这些政治活动,人们颇多议论。有的认为当时孙中山的“实业、教育救国”论为唯一正确方针,宋教仁不仅没有支持这一方针,其活动反而破坏了孙中山力求稳定的政治局面。有的指责宋教仁迷信议会斗争,不敢同反动势力作正面武力冲撞而采取“绥靖”的办法。特别是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被     

当前我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要观点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我国社会学家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社会整体系统”、“社会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三种主要类型；从“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分析，这三种观点中都分别存在着在社会学“理论范畴”的层次上已很难克服的“逻辑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三种观点的研究者都必须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在对“社会及其构成要素”、“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等几个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进行反思。     

意大利汉学研究活动

据意大利汉学家、威尼斯大学汉语教授.L兰乔蒂1978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大会上介绍:意大利的汉学研究在西方是最早的,第一个欧洲汉学家便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但是利玛窦之后却出现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空白,直到上世纪末,才由卡尔洛·普伊尼在佛罗伦萨开设了一个汉语讲座班。普伊尼于1924年去世。此后直至1966年才在威尼斯开设了另一个汉语讲座班。     

试论社会主义劳动和按劳分配

在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工资工作中有许多问题急待我们去研究解决。我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我们尚未找到最佳的形式科学地、合理地开发、组织,发挥它的巨大威力。这样巨大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处于潜在状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寻找有效的途径,切合实际地改革现行的劳动工资制度,真正把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实现“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合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潜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信息质量的几个因素

在当今对社会问题的广泛研究中,方法论的作用越来越引起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方法的选取和运用,直接关系到调查的成败。我国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学家们在实践中总结和创造了一系列科学研究的方法。其中问卷表和讨论会、访谈在我国尤为盛行。这种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调查方法受制于个体和整个社会制度,尤其是各种微观的制度。这就给我们社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信息质量的问题。首先,所有在“实地”进行的社会研究都有研究人员对现实集体的干涉。在此集体中,被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相互关系,也存在和活动着现实的人和他们本人的实际思想、情感。因此,研究者在进入人们生活活动的这个实际情景时不应该破环这个自然过程;但研究者也是人,就必然时刻都和处在现实生活活动过程的人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在现实情景中的人不是在实验室里的被研究对象。作为实验方法可分为实验室法和自然环境法。在实验室研究的条件下,当他参加实验时只有一个相应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与自己的生活问题切断了联     

奥地利学者谈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匈牙利《科学组织工作情报》1981年第5期报道,奥地利的一位社会科学家,经过10年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下述四点看法: 一、研究者交流的愿望和能力特别低。属于这个问题范围的客观因素较多,如专业的专门化,语言的隔阂,需要使用抽象的概念系统,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要提防“局外人”以及要树立权威等。二、主观—客观的关系居支配地位。研究者很少应用“现场观察”的方法,而一般愿意采用“调查表”的方法进行工作。因此他们常谈论“调查表的局限性”,而不去论证更重要的研究对象与人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由于缺乏交流活动。三、研究者缺乏创造性和勇敢。研究者中信奉教条和毫无要求占统治地位。社会科学家很少利用同伴们的研究成果,这样他们总是只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始工作。四、统计和计算技术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当今的研究者,对于那些有代表性的调查所获得的“硬”数据,普遍给以信任;而对于那些数据里的“软”的联系却不以为然。当今时髦的事情是:一些研究者在报刊上总是津津乐道那些经验的数据,却不能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长远的或有创见的论证。     

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问题

“共同进化”这一概念强调生物界和社会在最大范围内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相互补充,这无疑是个很有用的概念。它把研究者的思想引向探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相互作用的观念,已由维尔纳茨基在他的生物圈及智力圈(由理性支配的生物圈)学说中,成功地加以发展。共同进化思想正被用在进化论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许多现代著作中,被用在“社会—自然界”相互关系问题研究中,也被用于制订生物圈发展的计算机控制模式。在具体的科学层次上,首先     

马克思著作中对意识的分析

在马克思以后,意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仅仅作为社会分析前提的直觉概念,通常是与其他许多事物组合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探讨意识的“现代方法”就是这种组合的直接结果,它包括研究意识的独特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它们在现在得到了系统的阐述,而在马克思以前是不可能作到的。这些结果使研究者本人感到,在今天依据传统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就难以解释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认识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等现象。马克思在专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