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国民政府择迁重庆历史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入川追剿红军时没有择定四川这一抗日复兴的最后根据地，更没有“想定”重庆就是未来国民政府的基地。蒋介石择定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在１９３６年及其以后，而国民政府择定并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则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     

论日本对华战争新政策及宣传谋略

1942年底日本为了攫取更大的战争目标，决定出台新的对华政策。12月21日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帝国认为国民政府的参战是日本和中国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宣布参战，称“废除与英美一切条约五国交欢。”（指德、日、意、满、中）接着开始在华实施废除治外法权，归还各国在华租界，撤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大肆宣传的隆重的交还仪式。此后…     

抗战时期的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任命王艽生组织了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创于南京,中经武汉的短暂过渡,最后定址于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对抗战时期的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对日情报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切与其创立者王艽生显然是分不开的.王芃生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成立、运转乃至消亡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

1938年,为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之目的,日本作出了对中国内地"抓紧航空作战"的决定.为此,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本大轰炸的重要目标.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对此,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卫对策并采取了诸多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对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在日寇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的需要,于11月20日明令迁都重庆。这一事件,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或是在重庆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既使中国抗战有了稳固的大后方和持久的政治中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给重庆带来了巨大变化,使重庆由一座偏处内陆的商埠小城逐     

抗战时期重庆黄金市场研究(1937-1945年)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随着中国金融中心转移至重庆，重庆黄金市场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自1937年7月至1943年5月，国民政府实施“黄金统制”政策，禁止黄金自由买卖，重庆黄金市场波动较小。1943年6月之后，国民政府开放黄金交易，迅速推动重庆黄金市场一路狂飙突进，但此种空前繁荣局面极不寻常，实质是因黄金投机而形成的畸形繁荣。抗战时期重庆黄金市场从小规模波动向畸形繁荣的动荡局面转变，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反映了战时国民经济状况愈加恶化的事实和轻率开放黄金自由交易的历史教训。     

国民政府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盐运建设(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面对沿海盐区相继沦陷、淮盐运输阻塞、军民食盐困难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但繁忙的盐运却受到交通条件和陈旧的引岸制度的严重制约。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川盐运销引岸制度，实行官收官运和招商代运，并通过一系列对大后方盐业运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极大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形成了川盐历史上的第二个经济繁荣时期。     

浅析江防军在宜昌争夺战中的战略意义

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为计,到中国抗战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南京、武汉。长江上游处在国民政府控制下重要的城市仅剩下重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即宣布迁都重庆,保卫重庆、保卫大西南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宜昌作为扼守重庆的重要门户,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围绕着宜昌及宜昌县内的石牌地区展开了宜昌会战、宜昌反攻、石牌保卫战等三次大规模的战役。这三场战役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了决定中国抗战的最后走向。其中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在三场战役中乃至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历史意义是值得深思的。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洞管理处述论

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防空工作临时应急下的产物,国民政府成立防空洞管理处以期收到"亡羊补牢"的效果.防空洞管理处成立后,根据陪都战时防空工作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并采取各项措施加强了对全市公私防空洞的统一管理,在反空袭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防空机构庞杂、管理机构重叠、运转经费不足,也由于抗战后期日机轰炸重庆的实际次数减少,重庆防空洞管理处有限度地发挥了其在反空袭斗争中的作用.     

大学区制下的浙大校长蒋梦麟

1927年6月,国民政府训令江苏、浙江试行大学区制。7月15日,第三中山大学(次年改称浙江大学)在原浙江高等学校(求是书院)的旧址蒲场巷宣告成立,并任命原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为校长。     

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

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9月25日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其组织制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成为了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业自律组织,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集中体现.同时该组织在稳定重庆金融市场秩序、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军向新四军求“局部和平”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与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秘密联系谈判的同时，也在南京设法打开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的秘密谈和之路。     

“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危机时代经济学家作用究竟有多大？

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11月13日任命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前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马里奥·蒙蒂为新任总理，负责组建过渡政府。而在11月10日希腊总统府也宣布希腊资深经济专家、前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被任命为希腊联合政府总理。无独有偶，在几个月前，被欧洲债务危机困扰的另一个重灾区葡萄牙，其新总理科埃略电任命了经济学出身的加斯帕为葡萄牙新任财政部长。     

也论浙赣会战

1942 年夏之浙赣会战，较能反映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基本面貌。浙赣会战是国民政府一次较有准备的战争。国民政府基于日本北进攻苏，不能大举进攻中国之判断而决定衢州决战，体现了战的意愿，亦因日本集结大量兵力，势在必得而放弃决战。其决策符合抗战相持阶段的基本特征，却因决策者的犹豫不决而错失先机。浙赣会战的溃败充分暴露国民政府能力、技术层面的不足，其消极避战主要体现在促日北进攻苏的考量。     

徐州统战史上的一大亮点——“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一、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设立。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把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苏北、山东为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按照延安发出的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1937年11月迁入徐州，在徐州北关统一街税局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秘密办事机构设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     

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人口流动频繁,人口变迁迅速.日军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的大轰炸,对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的人口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加剧了人口进一步流动;使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恶化了生活、生存、居住条件;促使人们改变婚配观念;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     

社会动员与抗战救亡——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成为陪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其中,也包括利用公演这一为社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抗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南方局只能开展秘密工作,通过“第三厅”、“文工会”、“文协”及“中艺”等机构开展公演活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类型多样,以话剧、电影、音乐等形式为主,在社会动员、抗战救亡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略论川康整军的积极一面

川康整军是抗战的需要,是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整军是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的,并非完全是暗中争斗.整军为川军顺利出川抗战、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为把四川建设成国民政府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事与愿违的援助：国民政府与韩国光复军之组建

1940年9月17日,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韩国临时政府方面认为光复军应为中国军队之“同盟军”；而国民政府方面认为其性质应为参加中国抗战之“志愿军”。这种理念分歧导致光复军正式编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终,国民政府制定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光复军得以编组成立。但中韩双方之分歧并未因此弥合,光复军之隶属问题反成为此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