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刺客到被刺的汪精卫

中国近代史上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叫汪精卫。此人在青年时期因行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成为名噪一时的“志士”，孙中山逝世前又作为“总理遗嘱”起草人而赢得国民党内的普遍尊敬：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日战争初期当上国民党副总裁。叫嚷“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是他，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石达开结局传说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投降清廷还是化装出走 ?根据有关史实和实地调查 ,化装出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跋

我国有关“李大钊研究”曾长期存在着一些重大史实性错误。如把早年———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大钊说成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把他当时的政治思想觉悟说得比孙中山和黄兴还高，是他，而不是孙、黄，“最早”认清袁世凯盗权窃国的“反动本质”，“首先”发表反袁文章。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论断，长期被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状况，经３０余年而无人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误解与曲解，究其思想根源，是和我国现代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某些先验性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紧…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琐谈潘虎形象的塑造

《潘虎》选自《星火燎原》下册.潘虎是这篇革命回忆录所塑造的主要形象.作者依据亲身所为的革命史实,以朴实的笔触,真挚的情感,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农民起义英雄形象.潘虎“自已竖杆子”,举起革命的旗旄.是当时“燎原”烈焰中的一炬,是“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涛”中的一撮浪花.在斗争中,他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希冀党的领导的亟盼.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羁绊于封建思     

岳钟琪论

岳钟琪是清代著名的将领和封疆大臣。他的名字几乎与康熙、雍正、乾隆朝西北、西南边陲平定叛乱的战事紧密地连在一起。由于他“武烈飙逝,拓地开边”,“历事三朝,威望著海内。穷巷邃谷之民,贩竖妇人孺子之微,无不知有岳将军”。因而,在当时社会上颇具影响。但他一生遭遇坎坷,后被起用,再立新功,尤受清廷器重,被誉为“三朝老臣”。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就岳钟琪的生平事迹进行评述,以求对康雍乾时期边疆军政史实的研究有所补益。     

"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重新解读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

对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的历史评价,历来存在两点分歧:一是怎么理解茅盾所说的我“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二是对他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原因和应作何评价。两者都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现实、国际共运与中共党史史实大背景上作宏观考察。一是茅盾“幻灭”的,是他参与建党时就形成的“革命速胜论”,即认为中国革命是一步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过。二是茅盾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不在主观方面,因为他公开反对一度控制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具此“左”倾思想的党内负责同志看来,不能认为是“表现得好”而予以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这一切充分表现出茅盾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难能可贵的政治品格与高尚人格。     

“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

八旗的主体是满族，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为“根本”，是反清斗争锋镝主要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排满”与以往的反清斗争有着本质区别。即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把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争取了进步的旗人参加革命或同情革命，也获得了驻防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进程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此，“革命排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浅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即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戏”说《申凤梅》——评李佩甫长篇小说《申凤梅》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申凤梅》是小说与传记的结合,艺术与纪实的统一。就形式而言,它引入了戏曲舞台上"场"的概念,以"场"的组合结构情节。就内容而言,它以"戏"为魂,统领全书。"戏"在全书中已经不再是一种娱乐形式,而是一个生存密码,它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以"戏"谈人,以人演"戏",作家在史的叙述中彰显了人的品格,文化的精髓。     

试论沈从文的“异乡人”情结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特立独行之士，沈从文有意识地构筑了两个鲜明对立的艺术世界──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通过对湘西一往情深的讴歌与赞美，捍卫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反过来又通过对都市文明的否定来巩固自己的信仰。透过这两个艺术世界，一种鲜明的“异乡人”情结凸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异乡人”情结的产生又是必然的，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     

金农及几位扬州画家之生平与绘画活动

过去30年间,经学者们的潜心努力,对扬州八怪的研究已奠定了相当健全的基础。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将现有的零琐材料重新组合起来,塑造成有联贯性的讯息,以充实对18世纪扬州画坛的了解和认识。     

凄怨、幽迷的“沈下贤体”——沈亚之梦作品论略

择取沈亚之创作中有关写梦的传奇作品进行探析,即在整理分析唐代梦小说整体创作情况的背景参照下,对沈亚之的梦作品进行梳理,探讨＂沈下贤体＂即其梦作品的特点与风格。     

被“妖魔化”的沈从文——左翼评论家之评论

在左翼评论家眼中,沈从文及其作品是不断被"妖魔化"的过程。文章试图论述左翼评论家对沈从文及其作品是怎么一步一步升级的,为何会被"妖魔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妖魔化"正在赋予了不同的意味。     

《边城》研究述略

概览70年来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乡情说、悲剧说、象征说与文化-历史批评等三种类型。研究者认为,一部《边城》,牧歌--乡情是主调,主调下演绎着一幕悲剧。整个小说有浓重、深刻、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方面用文化-历史批评的方法来审视,就看得尤为清楚。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