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史研究的突破——评何光岳《商源流史》一书

商史研究的突破——评何光岳《商源流史》一书傅朗云何光岳著的《商源流史》，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３９章，前２１章为９４节，后１８章不设节、目。连同“前言”，共５４万字。何光岳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已出版了《楚源流史》、《南蛮...     

作为幻象的图腾制度——读《图腾制度》

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于2009年10月30日去世,享年101岁.在48年前,也就是1962年,他发表了<野性的思维>②以及<今日图腾>③.1973年,罗德尼·尼德汉(Rodney Needham)将<今日图腾>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并将标题改为了<图腾制度>④.2005年,渠东根据法文版和英文版将这本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并以<图腾制度>⑤为名出版.     

北狄民族集团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何光岳《北狄源流史》的学术价值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写下的充满斗志诗句。1939年，出生湖南岳阳农家的何光岳同志，少年虽然无缘步入长沙高等学校深造，但他却以湖南人的志气和豪气，以小学毕业的低微学历，刻苦自学，获得了博士毕业生的学历，摘取了研究员、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等桂冠。立下撰写“中华民族源流史”的鸿志，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牵手——评《岭南民族源流史》

<正>学科牵手互动已是21世纪学术研究的常态。30多年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而其中岭南民族史从壮侗语族到苗瑶语族,以及汉族岭南各族群研究的成果斐然[1];而以基因分析为核心的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不仅渐渐走近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在岭南民族源流研究上曝出惊人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下,广西民族大学的民族史学家徐杰舜教授与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家李辉教授牵手,在互动中完成了《岭南民族源流     

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的启示

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兼论刘锡诚对于民间信仰的文化思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在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刘锡诚的论文阐释了民间信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民间信仰不是"烫手的山药",而是属于文化的范畴。民间信仰弥散于民众的生活之中,是民众生活中的精神布帛,这种状况是历史的必然存在。他主张以民间信仰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观念而置换"迷信"的背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源泉。     

惠东人的历史、信仰与习俗——读《惠东人研究》

<正>在中国人类学的汉人社区研究历史上,惠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区域。惠东指的是福建省惠安县东部沿海的辋川、小岞、山霞、净峰、东岭、涂寨以及崇武的郊区部分。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惠东就以其独特的长住娘家习俗和女性服饰而受到人类学界的长期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学者们对崇武、大岞等地持续的田野调查以及几十年来不断探索长住娘家习俗的根源之上。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人类学界对惠东的关注达到顶峰,1992年出版的《惠东人研究》就是这一阶段形成的重要成果。该书由乔健、陈国强、周立方共同     

广西各类型铜鼓的分布与铜锡铅矿点之间的关系——兼论广西古代铜鼓矿料来源和铸造地问题

广西的铜鼓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已经30多年,但是在万家坝等8型铜鼓中,比较明确矿料来源的只有北流型和灵山型,铸造地问题也是一直悬而未决.通过比对广西各类型铜鼓和铜、锡、铅矿点的分布范围,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对应:铜、锡、铅矿点的分布是影响铜鼓分布的重要因素,矿点开发的程度和年代早晚也间接影响到铜鼓类型的兴衰发展.这样的分布规律暗示着铜鼓应是在古人有目的地选择靠近矿点的地理位置后,就地或就近取材铸造.铜鼓从云南传入广西后,在广西被“本土化”,骆越、西瓯、僚、乌浒、俚等先民利用广西丰富的矿产资源,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铜鼓文化.     

广博与新奇——评《八旗十论》

<八旗十论>除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之外,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和民族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和新观点.     

地方知识与文化传统的多元共生——《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述评

西藏文化向来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不过相关理论著作的奇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关键有两点：第一,西藏文化自身博大精深、神秘莫测；第二,研究者需长时间的实地探察,且需视野广阔、学识丰厚。林继富先生作为民俗学者和藏学学者,集10多年潜心研究之心得,著述了《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一书。该书在详尽描述西藏民间信仰历史发展形态和现实存在状态的基础上,全面阐释了它的宗教功能和社会意义,深刻剖析了它对社会制度和民族精神的重大影响,细致考辨了它与民间风俗互动共融的关系,比较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了雪域高原民间信仰的永恒魅力和独特价值。     

认同的差异与选择——评张宝成论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

本文从追溯巴尔虎人的演进历程,呈现研究主体的民族特色;搭建认同学术平台,铺展认同比较研究;进行学理归纳,凸显国家建构等三方面,评价了张宝成的论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     

地方性文化与学术特色兼具的民间信仰研究力作——评《土族民间信仰解读：地方性信仰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民间信仰作为本土宗教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域民俗文化的活化样本,具有极强的地方性特点。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个地区与民族的现实发展都需要一个具有开放特质的地域空间,而开放总是他者与本我对其有所了解时方能实现。学术研究作为知识主体对人类共享知识的集结过程,有独立和依附两重特性,     

图像载乐史 音韵承风姿——评《画外有清音——中国画里的音乐史》

《画外有清音——中国画里的音乐史》是一部融图像与音乐为一体的著作,该书作者运用音乐图像学、文献与文物互证的研究视角,以图像史料为主轴,串联起中国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流互动与融通的生动历程。这为中国音乐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与经验,也让读者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本文从该书的多重研究视角、文化多元化呈现、章节标题的严谨设置以及主旨内涵凝练等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和评述。     

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历史观——兼评托马斯·莱尔德《西藏的历史:达赖喇嘛访谈录》

文章利用笔者所译托马斯·莱尔德<西藏的历史:达赖喇嘛访谈录>一书中的资料,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该书中所反映的历史观进行了系统、深入和较为全面的探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历史观是他在1959年流亡印度、建立"流亡政府",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宗教神学史观、分裂史观、主观主义史观.研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历史观,对于深刻认识其言行及思想本质,揭露其分裂阴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继续开拓卫拉特蒙古史研究领域的问题——兼评《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

一、开拓研究领域与取得高深成果的关系我以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无到有的开拓工作,是贯穿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只不过有的属于某一整个学科或课题从无到有的大的开创工作;有的则是在已有学科或课题本身范畴内,继续开创新的研究方面、新的研究内容这类局部的开拓工作.后一类开拓性研究,虽然不像整个领域从无到有的开拓性那样显而易见,但往往却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高深成果的必由之路.因为研究领域初创时期的成果,总要或多或少受到研究基础薄弱的限制.     

近代“民族”叙事的中华民族社会史写作趋向——兼论民国时期王桐龄等人之四部《中国民族史》

民国时期“史学危机”表现在其视野和理论解释力的狭隘和偏颇,史学转向意味着关注社会、普通人和边远民族“民族”叙事的社会史写作新趋向。以王桐龄等人撰写的四部《中国民族史》为主要内容的民国时期社会史写作围绕“汉人主体”,通过描述古代中国各民族相互抵触、排斥、同化和融合的多元、复杂历史实践,展示、证明和解释了中华民族为“血统”与“文化”的“混合体”这一社会事实和历史性结果。如此,社会史写作趋向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人与动物相知相依——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大象的眼泪》

生态批评是一个开放的、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新的批评方法。用这一全新的视角解读风靡全球的小说《大象的眼泪》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小说中体现出的深层生态学思想和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为当今生态文明思考如何摆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纵横开阖论小说——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

福斯特的“扁平人物”、“圆形人物”之分，“故事”、“情节”之别虽早已被理论界熟知，但也因划分简单而遭诟病。文章通过对其代表作《小说面面观》的深度剖析，旨在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和透视他的小说理论，还原一个既蕴涵传统理论精髓又具有显著现代意识的福氏小说美学观。重估他在传承传统小说理论和现代小说理论中的开拓性作用。同时指出他的《小说面面观》和詹姆斯的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小说的艺术》不分轩轾，堪称“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