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思想的滥觞——简评《古韵标准》的方言比证法

《古韵标准》是清代学者江永研究古音分部的力作。《古韵标准》一书涉及的方言材料很多,通过初步整理,可以把江永使用的方言材料归纳为五种类型：（1）直接阐述方言的重要性;（2）以方音证明语音的演变;（3）以方音说明方言和通语的语音对应;（4）以方音证明古音的分合关系;（5）用方音解释古韵特例。江永“方言比证”的研究思路,实际上要超过欧洲语言学家一个多世纪。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戌’,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 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     

林语堂先生的方言学研究

林语堂先生在方言研究领域做出了多项重要的研究,提出了先进的研究方法:对扬雄《方言》的研究,包括《方言》的价值,《方言》的年代、材料和地名,方言分区;方音与古音研究,包括方音是考订古音的工具,提出"古有复辅音"说以及《切韵》的性质;方言形成的原因;重视西洋传教士的方言研究成果;方言研究方法论;创制方言字母。     

江永史学著述及其思想探微

江永是清代有开宗立派之功的一代学术宗师,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在典章制度、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学诸方面成就非凡,独步当时。但目前学界对其史学的研究尚付阙如,尤其忽略了他在乾隆二十年前后集中撰写的几部史学类著作,其中《孔子年谱》及诸考、《考订朱子世家》《兰陵萧氏二书》是江永围绕孔子、朱子、萧氏宗族前贤等历史人物撰写的人物传记类著述。在纂修志书、董理家谱过程中,他适应现实需求,厚积薄发,又编制修订了《历代纪元部表》《春秋地理考实》《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数部工具书性质的史类著述。在史学研习中,江永以经证史,以史通经,经史贯通,不乏创见。通过对今存江氏史学著述的挖掘、爬梳和研究,既可拓展对江永学术思想丰富性的认知,也可以江永的史学研究作为切入点,一窥清代学术中的经史互动现象。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初探

同吴绂的相互问难触发了江永撰作《周礼疑义举要》的热情,该书在《周礼》的军事研究、赋税研究、礼典研究方面多有收获,是江永《周礼》研究的最终成果。其中《考工记》研究成就最为突出。采用文法分析、民俗民风实证是研究特色。注意吸收西学知识,适当使用常理推测法。江永的《周礼》研究为金榜、程瑶田、戴震、孙诒让所发扬光大。     

明末清初山东方音与现代东北方音的承继关系——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醒世姻缘传》是明末清初百回长篇白话世情小说。经调查发现,书中使用的山东方言土语与东北方音有密切联系。将书中语音现象与现代东北方音进行对比,再次有力地证实了山东方言是东北官话的源头之一,并为进一步探讨山东方音与东北方音的关系、研究东北方言词语的形态构成与来源提供材料依据。     

邹汉勋古韵学述略

邹汉勋的古韵研究以传统哲学中的“数理”思想为指导,分古韵为正韵十五类,另有入声十部属之。邹氏正韵十五类与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高度密合,其间传承关系颇为明显;在入声韵部的处理上邹与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大为不同。邹氏开启了参酌方音以求古韵部音值的先河,他对语音演变的认识已有离散式音变理论的萌芽;然而,邹氏狃于南楚方音,推求古韵音值的过程中,失当之处不少。       

试析《诗经》合韵和《说文》例外谐声——兼评《诗经》韵语和《说文》谐声语料的性质

本文探讨了真部和耕部谐声、合韵问题以及《说文》谐声与方音的问题,真耕合韵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然押韵,不能用方音来解释;斯的声旁不是其,其和斯属于不同的谐声系列。在此基础上证明《诗经》韵语和《说文》谐声语料虽有少量的方音成分,但不能改变它们作为雅言的基本性质,不过上古音的研究要剔除《说文》中不科学的谐声偏旁,使其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     

试说汉语语音史上的几个“为什么”

朱星先生在《天津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了《汉语古音研究的过程和方向》一文,提出历史上的汉语有两大方音音系:一是秦洛方音,一是燕代方音。笔者认为此说关系重大,汉语语音史上许多似是而非,笼统模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切韵》、《广韵》与《中原音韵》差别非常大?为什么现代汉语语音明显地分为南北两大块?为什么文     

振振堂联稿叶音所见百年前江津方音属性

通过对《振振堂(联稿)》对联所注叶音的归纳与分析,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观察到,一百年前的江津方言乃是当时"西部官话"属下的一处地点方言.如同现今的江津方音和重庆(主城区)方音存在差异一样,当时的江津方音也同重庆方音存在着差异.     

戴震与江永关系的再探讨

关于戴震与江永间之究竟关系,学界多从钱穆及其高足余英时之说.然钱说在两个重要方面有误:一、谓戴震的朴学出自江永;二、谓江、戴二人初晤时间为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年).其后,余英时虽对其师之前说进行了修正,即江、戴二人为师友关系,然仍坚持其师之后说.本文参校有关史料指出:不仅江、戴二人初晤时间实为庚午之二年后的壬申(1752年),且其二人之关系最多亦仅能处于师友之间,故所谓的戴氏背师之说实乃无中生有.     

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施爱东

传统"英雄杀嫂"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做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为此,作品往往以丑化妇人,杀死妇人作为叙事策略。金庸在借用这一故事类型的同时,也必然地沿袭了故事所传达的主题,这是作者无法自主的。金庸对这一传统母题的创造性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     

从冯梦龙对柳永形象的重塑看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文人的参与对话本小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冯梦龙从体制、情节、语言等方面对柳永形象作了一番重塑,藉此也观见了话本小说发展史中文人化的轨迹：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完善和定型化,思想主题的升华,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的圆熟,教化性的强化,语言的雅化。     

试论《西江月》结句所叶仄声

《西江月》在宋属平仄通叶格,关于此调作法,历来多依沈义父,上下片两结句由平声切去押仄声,并以柳永词为正体。对于结句所叶仄声,一直少有人关注,只夏承焘、施议对有所论及。文章在前贤基础上,从四声之别、宫调声情及宋词创作实际等几个方面,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究。认为《西江月》一调所叶仄声,以去声为宜;《西江月》一调,应以《词律》所收史达祖词为正体。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楚國“麻邑”考

《左传·昭公四年》中吴伐楚,取楚之"棘、栎、麻"三邑。其中"麻邑"的地望,历来有襄城、安阳和麻城三说。文章试图证明清代江永的今麻城说更为符合历史真实,并对古鸠兹国的地望和麻城之得名提出了新的看法。     

梅溪咏物词论

史达祖(梅溪)是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其咏物词历来享有盛誉。解读史达祖全部咏物词可以发现,其咏物词以体物为主,与柳永、苏轼相近,而与周邦彦、姜夔貌同实异。从内容来看,其大多数咏物词没有太深刻的寄托,只有部分作品寄寓了较深刻的情志内涵,少数作品则具有富于理趣的特点。给梅溪咏物词带来声誉的是其“凝情观物式”的创作姿态及其精湛圆熟的表现技法。     

四书本文与集注思想的关系问题探析——以《中庸》第一章为对象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篇章,属先秦元典的一部分,后为宋明理学家所关注,并成为四书的重要构成部分,朱熹所作《中庸章句》便集中体现了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与变化。可以说,《中庸》本文是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不自觉地继承与发挥,而集注思想则凝聚了理学家们尤其是朱子的心血,集注在全面领会四书本文精神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发挥了四书本文的思想,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有效继承,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命、性道思想一贯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唐近体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

相比而言,齐梁永明之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外部研究”,注重诗歌内容,强调诗、乐、舞的二维或三维的统一;自永明后转向“内部研究”,注重诗歌形式,诗歌回归自我,关注文本、语言形式本身。唐近体格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偶和声律上:1、声律规则的二元化;2、联与联之间的“黏”;3、不拘泥于大小韵;4、取消傍纽、正纽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