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产视角下农户正规借贷约束影响分析

缺乏抵押品是导致农户受到借贷约束的关键因素,家庭资产作为抵押品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放款的重要审核条件,在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为例,采用Heckprobit模型从家庭资产角度对影响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可得性因素进行需求与供给联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家庭资产变量中,土地资产对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资产、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均对农户借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应针对农户使用不同类型家庭资产抵押担保借贷作出相应的对策、扩大农村融资渠道、唤醒沉睡资产和抵押物价值,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农户生计资本对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生计资本不同,其借贷行为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别。从四川省旺苍县和通江县6个乡镇、386户农户的调查样本看,生计资本多样化的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以及种植果树等生产性需要;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较少发生借贷行为,且主要为生活性借贷。从实证结果看,生计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是否有干部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负效应,表明传统农业生产面积的增加不会强化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因此,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要享有信贷金融服务,必须丰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促使生计资本多样化。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分析

以湖南省22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人口、社会关系等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年龄、离最近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距离、家庭支出等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等层面,提出加强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提高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的对策建议。     

社会网络视角下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模型、tobit模型分别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及贷款额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强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获得的贷款额度并不显著;而弱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及借款额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分别考察社会网络对不同渠道借贷活动的影响时发现,在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弱社会网络关系,非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强社会网络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家庭融资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的截面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从数字技术发展和人口资源配置两个方面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选择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发展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数字金融活动参与降低了农村借贷双方的借贷成本;人口资源配置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主要表现为省内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高带来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其借贷需求。     

城乡转型区域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长安区486户农户问卷调查,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口、家庭总资产、家庭总收入、借款用途等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针对影响农户借贷需求因素的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省城乡转型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借贷机制为主,联合金融机构做好农户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的区分和指导工作,建立新型信用指数制度,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切实规范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

系统分析农户种植结构有助于科学回答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这一重大问题。通过全面考察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发现：（1）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种植结构的趋粮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大小对农户种植结构存在动态影响;（3）的确存在农户种植行为溢出效应,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具有调节作用;（4）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5）对于分散化土地流转农户,土地流转租金亦会促进种植结构“非粮化”,且能通过种植结构中介变量影响家庭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净收益。因此,政府应加强劳动力教育培训,引导低质量劳动力转移,推动土地规模化流转,合理发挥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加强农地流转市场监管,拓宽土地流转市场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土地流转价格,减轻农民租金成本压力。     

中国农村民间借贷中村庄信任机制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基于信贷配给视角研究村庄信任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更易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融资,且受到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明显降低;亲友信任与他人信任的提高均降低了农户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但亲友信任对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影响大于他人信任,且他人信任的提高并不能改善其交易成本配给状态。进一步考察村庄信任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家庭影响的异质性发现,村庄信任降低农户民间借贷配给概率的作用机制在财富较少的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     

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新疆焉耆县的147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投入的意愿较高,调查农户中74.15%的农户表示愿意加大对土地的投入;家庭劳动力人口较少,90%以上的农户都雇佣劳动力,一年内雇佣费用7000元以上的农户占总调查农户的42.86%;67.35%的农户认为使用化肥越多,产量越高;家庭总人口、农业劳动力人口、户主文化程度、拥有农地面积、地块破碎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为正向;非农业人口、户主年龄和投入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为负向.     

传统农户正规金融借贷的需求意愿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云浮市524户农户的调查

金融服务具有普惠性,传统农户具有借贷权利。剖析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促进需求由"意愿"向"有效"转化。以广东省云浮市524户农户为例,将样本特征与农户对正规金融的借贷需求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假设。利用Logistic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农户户主特征与农户借贷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农户年人均收入及是否以农业收入为主、是否有家庭成员在政府部门任职、是否了解正规金融贷款原则及程序、是否参与信用评级等因素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影响显著。提出金融服务供给应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深化信用评级,增加农户贷款可得性,引导资金流向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户融资渠道选择

社会资本被普遍认为是影响农户信贷可得性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户的社会资本形态也正在发生系统性变迁。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及融资渠道的选择,是否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广东和江西两个省份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影响着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代表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的民间借贷,但无助于其获取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以经济组织参与和社会信用为代表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在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可得性。     

金融可得性与异质性农户创业

利用2016年CFPS调查中6782个农户微观数据,基于土地流转的角度,研究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可得性对异质性农户创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可得性,均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土地转入及土地转出两类异质性农户创业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正规金融对促进土地转入农户创业的作用显著,而非正规金融则在促进土地转出农户创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建议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金融市场主体的差异性与资本逐利的本质特征,从市场化的角度探索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投入效率。     

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分析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有贷款需求的1 091份农户有效问卷,分析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1）利率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实际利率负向影响、替代利率正向影响。（2）收入分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不同,无论是实际利率还是替代利率,高收入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都强于低收入组。（3）农户参与意愿还受到教育程度、经营面积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程度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进一步表明,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具有理性的,利率对收入分组农户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此,可通过变动贷款利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有效提高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需求。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新疆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以新疆21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新疆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及Tobit模型分别估计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借贷意愿及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借贷用途、是否入股信用社、对银行信贷政策的认知、地区分布是共同影响农户正规借贷意愿及借贷规模的主要因素;而房屋价值、医疗支出、家庭到金融机构的距离、正规借贷利率则是共同对农户非正规借贷意愿及借贷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     

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

以陕西省637户农户调查资料为基础,在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不同特征和认知状况对其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土地流转类型与地块数量对不完全分工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和非农收入比重对完全分工农户有显著负向影响;耕地肥力对纯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和劳动力人数对不完全分工与完全分工农户有相对显著的正向影响。（2）认知状况方面,经济认知对不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生态认知对三类农户有程度相近的正向影响,情感认知对不完全分工与纯农户的影响要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3）与不完全分工农户相比,完全分工农户倾向于采取费用型措施,纯农户倾向于采取资产型措施。由此提出建议:提高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积极性的关键在于提高各类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认知,促进土地流转,加快实现耕地规模经营;针对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制定分类补贴政策,加强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引导不完全分工农户向完全分工农户和专业纯农户转化。     

不同收入层次下的农户借贷需求意愿

基于包头市东河区14个农村25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不同收入层次下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得出村庄层和家庭层均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产生影响,村庄类型、村庄所处地理位置、周边金融机构数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稳定性与政府重视程度对整体农户借贷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从收入分组结果看,村庄类型和收入稳定性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借贷需求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优惠政策激励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借贷需求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户借贷意愿影响存在差异,处于收入层次两端农户的借贷意愿不受农户个体特征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受到一定的金融排斥。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水稻种植模式选择

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对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中5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越多、村庄交通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概率越低;务农劳动力兼业、拥有整地机械、灌溉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务农劳动力通过兼业使劳动时间错峰配置实现劳动力最优利用,最终使农户倾向于种植两季水稻。水田面积与稻农选择两季水稻种植模式呈现倒U型的关系;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占比等控制变量对农户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显著。政府应继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与弱质化的问题,提高农户种植两季水稻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