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不言：乔叟《托依勒思与克莱西荻》的关联分析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 ,乔叟的《托与克》堪称是诗人与读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典型的明示—推理交际。明示就是乔叟在诗歌中明确给出的信息 ,即诗歌的言。借助于诗歌的言 ,读者可以推理而解读出诗歌的不言 ,即诗人的交际意图。虽然乔叟的这部长诗的明示信息是古特洛依战争背景下的“宫廷爱情” ,但诗人超越了这一浪漫主义的叙事主题 ,而表达的交际意图是诗人现实主义的眼光下的英国社会 ,以及诗人自己的感情流露     

"城市"和"乡村":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

“城市”和“乡村”这两大意象,构成了于坚诗歌的两大话语体系,亦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这其中极其重要地包含着一种生态寓意。“城市”和“乡村”不仅从外显的空间关系更从内隐的诗性角度和精神层面构成了两种生态的存在样式,二者的映衬以及诗人心灵的游走实现并升华了诗人的理性期待和审美期待。放在纵向的诗歌生态链中考察,于坚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具有一种诗歌生态学的意义。     

景颇族诗人晨宏诗歌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关系

诗人晨宏是景颇族作家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多涉及民族生活,并“记录”和“储存”了许多属于自己民族独特的现代性体验。浓郁的本土意识是晨宏诗歌的显著特点,他在本土意识的书写中实现着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晨宏善于写“树”,并在其中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中间代”:命名、问题、意义

“中间代”是新世纪诗歌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命名。新世纪初相关诗人对“中间代”进行了反复、持续的建构,呈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命名缺乏内在的诗学根据,更多的是出于夹在“第三代”和“70后”诗人之间、以“60后”为主体的一批诗人进入诗坛的实际需要。“中间代”诗人集纳在“中间代”的旗号下,是消费时代的诗歌行为,他们以商业营销的方式凝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努力没有诗学价值,他们在危机时代,坚持了新诗的先锋性、纯粹性。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现实主义东方书写”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东方书写难以摆脱传统的政治话语的束缚,浪漫主义诗人也往往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附庸与御用文人。对东方的“物化”、“负面化”、“妖魔化”这类的关键词在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中屡见不鲜。然而,拜伦是浪漫主义诗人中唯一亲自游历过东方的,在他的“现实主义东方书写”中体现出了一种求真务实、矫枉过正的意识,帮助他超越了同辈的东方书写,将东方书写带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对沟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至关重要。     

从自然风景体验看穆旦诗歌的现代性

如果从自然风景体验去切入穆旦诗歌,可以发现穆旦诗歌具有本土化的现代性体验,这样可以拓宽穆旦诗歌研究的视野.穆旦随学校迁徙过程中的自然风景体验,带给诗人独有的土地体验,其中包含了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感情,对人民以及自身的生命关切和思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野人山的自然风景体验给诗人带来了恐惧体验,这就促使诗人去思考战争、自然和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穆旦在1940年代的诗歌指向始终是物质层面上的,而晚年的四季体验让诗人一直在寻找灵魂的栖居地.从这些可以看出,自然风景体验是参与了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生成的.     

诗歌典范和诗歌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忧思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教材成为“诗歌典范”，显现了传统、正统且主流的诗歌趣味在历史延续中的强势。这一“诗歌典范”的树立，曲解了诗篇本意，简化甚至扭曲了诗人形象，并无视或舍弃了海子诗歌创作中“异端”和“新创”的东西。这样的“诗歌典范”培养着人们的“诗歌想象”和“诗歌期待”，影响了人们对新兴诗歌现象的创造和认同。这一“诗歌典范”的塑造方式竞能大获成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并令人忧虑。     

“朦胧诗人”的“后朦胧”诗语 ——论杨炼海外诗歌的语言风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诗歌迎来语言的审美转向,“拒绝隐喻”的诗歌语言风暴甚嚣尘上。作为“朦胧诗人”之一的杨炼,在其出国后仍旧醉心创作,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将笔触最大程度地深入人类处境的诗歌艺术追求。杨炼的海外诗歌充分呈现了语言的内在张力所创建的韵致深远的诗意空间,诗人精于运用隐喻并融入个体经验的生命体验,创造了不同于国内诗坛倾向平面化叙事性风格诗歌语言的“后朦胧”诗语,取得了独有的艺术成就。     

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殷夫冯至的评价

本文从鲁迅宣称“不喜欢”诗歌的原因入手，分析了他的诗歌趣味。指出他并非不喜欢诗，而是有其评价诗的独特标准。除了强调“真诚”与“深切”外，他的诗歌趣味还与其人生体验和所受的诗学熏陶有关。因此，他对新诗的评价也与众不同，只有殷夫与冯至两位诗人得到过他的高度评价，他喜欢殷夫，是因为他赞赏殷夫的真诚和以身殉道的勇气，赞赏他“摩罗诗人”的气质；而他欣赏冯至，则是因为冯至对“真与美”的体验，契合了他的生存体验与艺术趣味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清初盐民诗人吴嘉纪及其盐民诗歌的成就

东台籍遗民诗人吴嘉纪是清初一位颇有艺术成就和地域特色的诗人,他生活在海边盐场,抱穷守志至死。在其作品中,有不少反映盐场灶民这一特殊社会阶层悲惨生活的诗歌,诗人秉承了新乐府主义诗歌风格,以严峻、沉郁的艺术特色创造了“盐场新乐府”。     

清代山水诗管窥

清代诗歌,“超越元明,上追唐宋”①,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又一个辉煌时期。在清诗二百六十年的历程中,山水诗尤以其丰富多彩的风貌而引人注目,无疑是标志清代诗歌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清代山水诗的昌盛是以时人自觉的山水审美意识为基础的。自初清至晚清,诗人们对自...     

舒伯特与“艺术歌曲”

舒伯特之所以被称为“歌曲之王”一是因为他在歌曲创作上数量多，二是因为他能够在各式各样的歌曲中表达出各位诗人的不同个性来。三是他使声乐和钢琴变得同等重要，钢琴的音乐形象和旋律的结合，使歌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两方面成为谁也分不开谁的统一体，这就是他首创的“艺术歌曲”。     

论张枣诗歌的“内在超越”

依托具体文本,文章从文化思想、存在意识等方面对张枣的古典诗学渊源进行探溯。由“天人合一”思想集中体现的儒家文化意识,让张枣相信诗人应该在诗歌中重建人与世界、自我的和谐关系。他的诗歌内含对现世生命的体谅,对生命领略麦芒似的浓缩,并注重把世界糅合进心境中取其精粹,在诗境中提升人境,以“内在超越”追求诗与生命的动态和谐,在诗歌中赢得“溢满尘世的美满”。     

“接近诗美”的道路─—评《中国现代诗歌艺术》

“接近诗美”的道路─—评《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吴晓东孙玉石先生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走的是一条“接近诗美”的道路。这体现为研究者始终坚持从“诗性”的意义上去洞见诗歌的艺术本质，从诗的发生学角度去体验诗人创作活动中艺术思维层次的深层心理动机。而这一切，都构...     

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中的黄昏意象

“黄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自然意象,在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20年代诗歌作品中频频出现。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各类社会运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投射在新诗作品中,便呈现出“朝阳”与“黑夜”这两大意象的对立。这种狂热的社会氛围使得因在外留学而与当时社会产生一定隔膜的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们难以彻底融入其中。“黄昏”作为白天与黑夜的过渡时间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伤感颓废色彩。这与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的情感意蕴不谋而合。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在对中国古典“黄昏”意象进行继承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象征主义颓废诗风,并结合个人的现代感受和人生经历对该意象进行改造。这一改造体现出当时诗人对新世纪到来的焦虑和对时间静止的渴望,“黄昏”意象也由此成为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中一种具有时间意识和现代意味的诗性载体。     

悖论：生存的黑色图景——奔雷诗歌评析

诗歌存在于世俗和超越之间,它源于生活又指向宗教,它永远在圣与俗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诗歌存在的悖论.山西新锐诗人奔雷的诗通过对黄土地的书写反映了时代变迁给诗人造成的内心激荡.从写作内容,诗歌特色和诗风转变等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诗歌的这种悖论特质.     

李贺诗注疏纠谬——以李诗生命意识的"睹木兴叹"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

生命意识是李贺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在表达这一主题时,采用了多种表达范式,“睹木兴叹”就是其中的一种。前人由于对李诗生命意识及其这一表达范式缺乏足够了解,在注疏李贺诗歌时往往违背了诗人本意。文章以“睹木兴叹”这一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对姚文燮《昌谷集注》、王琦《李贺诗歌集注》、叶葱奇《李贺诗集》三家注疏中的不妥之处作举例纠正。     

“我即是你？你何曾是我？”——李金发的现代体验与其诗歌张力

李金发独特的现代体验导致了其诗歌的内在张力,在诗歌内容上,展示的是诗人在“现代”与“传统”冲突间的进退失据;在表现形式上,是以“象征”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和中国古典诗艺“比兴”之间的矛盾;在诗歌语言上,是中国古典虚词的和异域语言单词的大量使用而导致诗歌语言的扭曲与暴力;在审美形态上,是审美与审丑之间的对立。     

悲剧意识——李贺诗歌的情感内核

李贺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而复杂的艺术现象,是诗人对其所处时代的特殊的心灵体验和感应.如王世贞所言:“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他呕心沥血,以情为诗,使他的诗歌明显地构成一个情感系统.这就给了我们一种暗示:能否从其积淀于诗作之中的潜在意识方面(即王世贞所说的“心”)找到一个导口,从而批郤导窾,揭开长吉诗“怪”的外衣?当我们沿着这一线索摸索出长吉诗的迷宫,蓦然回首时,果然发现:有一条情感的潜流始终支配并统摄着长吉诗的审美意识系统,构成了其全部诗作的主旋律.这就是他诗歌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浓郁深沉的悲剧意识.或许它在诗人创作时是一种无意识,然而却是真实的存在.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李贺的诗歌,就是以悲剧意识为其内核的感情艺术.其它一切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