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

社区规则是社区这一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制度,是运行于其间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活动的标准、要求和尺度。社区规则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来源与性质划分,可将其分为法律性规则、政策性规则、道德性规则和习惯性规则等四种,这是最主要的分类方式,其他分类均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对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可以更加明晰社区规则的作用和影响,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分类治理：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珠海市社区议事协商的案例分析

“强行政—弱自治”是当前社区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既有研究聚焦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区属性定位,试图从“去行政化”和激活社区活力两个角度入手解决社区自治不畅问题,但实践探索未达到预期效果。基于事务与运行机制相匹配的组织学理论,构建社区分类治理的分析框架,并以珠海市香洲区社区协商治理实践为例展开的个案研究发现：破解社区自治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社区双重事务,在社区建立行政与自治两种工作机制,以实现社区党委领导下双轮驱动的社区治理。其中,以规则为核心的可操作化自治机制是自治有效运转的关键。这一研究不仅对加强社区自治给出了具体路径建议,也是对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相关问题之争的某种厘清。     

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城市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经过近20年的发展,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社区管理体制已基本建立,并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社区建设中,社区发展不平衡、服务功能不完善、自治功能薄弱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协调和处理好社区建设中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的关系,既要加强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又要正确引导和逐步推进居民自治,着重强调要加强社区的基础性工作.     

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规则意识与可能路径

网络族群文化具有诙谐性、亚文化性、社会冲击性、两面性及可塑性等基本特质,其兴起与扩张内蕴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由此形成构建和谐网络文化的存在论逻辑.以法治精神与伦理精神为基本内核的规则意识是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价值基石,由此凸显其内在的理性精神.立足培育适合现代网络族群特质的和谐文化理念、培养内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实践理性、引领网络族群自觉地培育健康向上的伦理素养与现代交往规则意识,是探求构建和谐网络文化可能路径的基本立足点.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型网络平台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具有部分公权属性。有必要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这是对网络平台权力进行规制的需要,也是对平台自治规则进行有效规范的需要,更是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需要。实际上,特定网络平台已经具备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基本条件,包括平台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所从事的事项具有公共性而非单纯的商业性,且现实中网络平台已具有了公权力主体之实。为此,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方式,将特定网络平台纳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畴,明确平台相应的公法职责,对平台的自治规则进行规范,对平台具体行为进行必要规制,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论网络社区信息传播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从和谐社会的内涵出发,网络社区有其显著的特点和功用.在此基础上,重点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分析网络社区信息传播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社区信息传播对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对其产生的负面作用可以通过相关途径控制,从而更好地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     

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区自治、提升社会微观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政治沟通制度等,构建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基于“3R＆I”原则的循环经济模式研究

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与有限资源和环境支持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实施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途径,如何发展循环经济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循环经济的实施主要是依据“3R”原则,而这些原则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针对“3R”原则的局限性,提出基于创新的循环经济“3R＆I”原则。创新是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循环的保证。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经济。     

"规则何以可能"的存在论反思

本文从哲学存在论层面反思了"规则何以可能"这个当代制度、规则理论的前提性问题.认为,规则即有序对象性存在自身,社会规则即有序社会存在自身;权力的公共化与能力本位是规则成为文明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规则转换的总体方向是以共同体理性为底蕴的不断文明化.     

文化理解视野下的王岱舆的“五常”范畴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五常是极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王岱舆也提出五常范畴,但他对五常范畴所作的文化理解与儒学的理解不同,其内涵直接演变为伊斯兰教的五功。通过对王岱舆的五常范畴的文化理解及其原因的分析及反思,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岱舆的文化目的性及其先见或前理解都指向伊斯兰文化,他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的理解。     

叙事成规:金圣叹的"文法"理论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从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观点等方面,总结出了小说叙事的诸多“文法”,这些“叙事成规”与当代叙事学理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小说叙事艺术独立性、自足性的认识,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理论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     

副词“可”的次类划分及其轻重读规则

现代汉语中的副词“可”可以区分为语气副词“可1”和程度副词“可2”。从读音上看,轻读的是“可1”,重读的是“可2”,“可”轻读还是重读有其句法条件和语用背景。将副词“可”区分为语气副词和程度副词并分析其轻重音规律、句法条件以及语用背景,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帮助。     

“从众”之于合唱训练的意义及规律初探

本文对“从众”之于合唱训练的意义及规律加以探究.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也是他向苏俄学习的结果。“以党治国”思想内涵包括用党的主义治国,用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凝聚人心。“以党治国”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CAFTA原产地规则实质性变更标准评介

作为中国签订的规模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原产地规则作为FTA的核心,直接决定了FTA的实施效果。由于中国拟订FTA的立法技术还处于学习阶段,CAFTA原产地规则的制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尤其是在"实质性变更"标准上,与其他较为成熟的原产地规则相比,规定得过于笼统,无法起到优化资源配置、防止区域内利益"外溢"的作用。对CAFTA原产地规则实质性变更标准进行完善将是CAFTA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仲裁证据规则的差异性解读

证据是纠纷解决中的重要内容,证据规则也就成了民事诉讼和仲裁这两种纠纷解决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仲裁证据规则在静态的规则形式即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动态的实体规则即证据的获取和证据规则的运用方式上都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