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区县综合竞争力研究

文章建立区县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重庆市38个区县的综合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利用聚类分析法对38个区县进行分类.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的综合竞争力分为三个层次,都市功能核心区域和拓展区域的综合竞争力最强,城市发展新区域次之,而生态发展区域的综合竞争力最弱;各区县按区位特征主要分为两个大类.有鉴于此,提出应当继续按照“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构想,在着力打造都市功能区域和城市发展新区域的同时带动生态发展区域的经济发展.     

基于DEA的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城市经济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经济系统,其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涉及的指标众多。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一种评价具有相同类型投入和产出的若干个生产或非生产部门（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有效方法,可用于评价区域经济综合发展。将DEA理论运用于重庆市40个区县的经济系统的分析,利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衡量可变规模报酬下各区县经济发展的相对效率,并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提出了提高发展效率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重庆市40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有效性整体较差,仅渝中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双桥区、潼南县、璧山县7个区县相对有效,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全市劳动投入冗余现象较为突出,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表现出明显的产出不足特征。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以Jeffrey 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为参考,结合福建省两个区域（9个地级市）1997—2009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模板数据集,对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分析福建省区域资本各年度的资本配置效率及波动的原因,然后分析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从投资环境、产业结构、非国有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提高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

基于Jeffrey Wurgler资本配置效率模型,采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1996-2009年17个高技术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较低,且年度波动大;中国高技术产业内部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大,市场需求大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外贸依存度高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很大区域差异,由于市场化水平、金融深化程度的差异,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取决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受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程度与开放水平、资本形成机制等的影响。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源于不同的区位条件所具有的区域资源的聚集效应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分析影响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原因,寻找提高落后地区资本配置能力和效率的途径以及政策措施,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城市群的分析

城市群经济是现代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大城市群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不同。研究发现:引进外资有助于提升城市群的资本配置效率;外商直接投资除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外,还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程度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与资本配置效率在三大城市群中均呈现负相关,中西部城市群国际贸易的加深有利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运营效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鉴于此,中西部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度,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以此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绩效评价与改进路径——以重庆市为例

政府教育资源有限投入和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教育发展乃至经济的健康运行,而提高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绩效对解决这一矛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01～2010年间重庆市各区县的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绩效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并依据绩效值给出改进路径,进而采用Tobit回归模型考察政府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较低的纯技术效率的影响下政府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水平低下,但政府教育资源的配置绩效处于上升趋势中;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绩效影响较弱、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占比与政府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成反比.     

荔枝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与优化

运用DEA方法对2013年中国南方地区10个荔枝主产区196个农户的要素配置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0个荔枝主产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只有0.600,无效率产区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综合技术效率偏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纯技术效率低下。由此提出:因地制宜,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进农业推广技术体系的改革;为农户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培训等建议。     

江苏省县域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根据江苏省36个县(市)1995至2009年数据,运用Jeffrey Wurgler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对江苏省县域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地区存在较为显著的总体资本配置效应;苏南、苏中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高于苏北,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各县(市)资本配置效率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市)的投资增长主要依赖自身地域禀赋,而较发达县(市)的投资增长则更多依赖其经济增长能力。     

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

地方保护造成的市场分割为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提供可能.文章利用1999-2012年中国省际工业行业数据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进行考察发现: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和西部各省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普遍高于中部;东、中、西部地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表现出区域差异;政府财政支持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对东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西部由于政府政策性投资推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程度高估,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其虚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修正作用;银行业金融发展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股票交易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保险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股票市值仅对东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对中西部影响不显著.     

基于DEA的中国城市群经济效率

运用DEA方法和相关面板数据,对2009-2013年中国13个主要城市群的经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中国城市群经济效率变化趋势,探析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年来中国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处于波动发展状态,同时超过一半的城市群具备继续扩张规模的潜力。城市群资源利用率平均在80%左右,其中劳动力冗余最多。区域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群的综合管理能力和资源配置利用能力总体上最强,中部在规模集聚效应发挥方面略为领先,西部各方面都垫后。最终得出结论:各城市群要根据自己的现状“因群而异”地选择发展对策。     

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演变及动力研究

为测度城镇化质量水平，探讨其空间格局演变及主要动力因素，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为基础，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效率及城乡协调程度五个方面，建立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重庆市自直辖以来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同时分析了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检验了推动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动力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整体提升，呈现出以重庆市主城各区为核心，向临近主城区域，再向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逐级降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升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动力因素作用显著，且推动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内源动力、行政动力、市场动力、外源动力。重庆市应坚定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实现城镇化质量整体均衡提升。     

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

依靠深化体制改革而激活企业家潜能是转型时期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捷径,但经济效率的提升是该“捷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可持续通行的重要前提。通过剖析经济效率在微观、宏观、综合三个层次的内涵并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以动力、能力增进为特征的企业家资源拓展可显著提升生产、动态、配置三个维度的效率,由此导致的三类协同,即企业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企业家创新与创业的协同,微观生产效率与宏观动态效率的协同,是上述“可持续性”形成的重要驱动源,而不断深化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则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为促进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持续增进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重庆市宏观投资效率研究

大量的投资推动重庆经济高速增长,投资效率决定着重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利用ICOR指标的分析表明,重庆直辖以来,投资效率不高且有恶化的趋势。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协调,表现为:第一产业投资薄弱;第三产业投资效率低却占用了大量的投资;第二产业的投资效率虽高于第三产业,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对策是:加强第一产业基础建设投资;统筹协调第二产业投资,优化产业内部投资结构;发展生产性服务行业,提高房地产和公共事业投资效率。     

新常态下交通对中国经济质量增长的贡献

根据交通外部性和非线性理论构建交通门槛模型,并基于1985-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门槛效应的内生分组方法检验新常态下交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结果显示：新常态下交通对经济增长质量贡献略低于"旧常态",但仍表现出区间"递增"趋势;把新常态下TFP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发现中密度地区要素配置结构已不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高密度地区技术效率相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较低;随着区间交通密度的增加,"政府干预经济"更有效率,但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贡献由正转负。为进一步提升新常态下交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应定向适度加大"中密度地区"交通投资力度,助其跳出"低增长陷阱";借助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引领交通建设转型升级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构建"交通-产业-城镇"三位一体的协同新型综合交通体系;协调好城市化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     

国外保险业效率研究概况及启示

基于效率研究对保险业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应用重要性,本文对国外保险业效率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方法、及其重要结论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如下启示:(1)效率研究不仅是理论界所关心的问题,更是监管当局与实务界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2)效率研究拓宽了对我国保险业研究的思路及方法。(3)效率研究作为一项综合性的考核指标,不但可以用于监管当局对各保险机构的评价,还可以为保险业管理者考核和完善内部管理水平提供评价依据。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区域创新效率用创新的投入产出比衡量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创新绩效,其影响因素存在多个方面。金融深化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研究各国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作者首先借鉴多投入与多产出的DEA方法测算了80个国家的区域创新效率,然后使用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80个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这是因为金融深化较低时,风险贷款和信用贷款发展滞后、风险投资渠道不完善以及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不健全导致多层次、立体化企业融资融券功能落后,从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效率。而金融深化较高时,风险投资渠道逐步完善、企业融资成本低、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完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还发现,各国经济水平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国金融深化和区域创新效率有显著差异。作者将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组和欠发达组,分组研究发现,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选择效应,即金融深化对欠发达国家创新效率具有"U"型曲线特征,而在发达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渠道畅通无阻,金融深化提升区域创效率的影响不再呈现"抑制"效应。而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对于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促进"效应,而对于不完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抑制"效应。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运用了滞后项检验、替代变量检验两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正确认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完善创新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兼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发挥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创新需求,以此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利用金融深化提高创新效率的发展中国家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创新要素集聚、反腐与创新效率提升

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