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释“信宿”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传》曰“再宿曰信”,信宿即连宿两夜。《周颂·有客》“有客信信”,《传》亦曰“再宿曰信”。典籍注释训信宿为再宿者,不胜枚举,其义无可置疑甚明。然再宿何以得曰信宿?未有说者。今案信为申之同音假借。《邶风·击鼓》“不我信矣”,《释文》曰“信即古伸字也”。《考工记·轮人》“信其程围”,疏曰:“信,古之申字”。《谷梁传》隐公元年“信道而不邪”,注曰:“信,申字,古今所共用”。皆其例证。申字训重训再,如《荀子·王霸》“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注曰“申亦重也”;《苟子·仲尼》“疾力以申重之”,注曰“申重犹再三也”;《尔雅·释诂》曰:“申,重也”;《大雅·旱麓》序“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申者重也”。申字既有重、再之训,故再     

“南仲大祖”考——读《诗经》札记

《诗·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土,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南仲之名又见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常武》诗《毛传》曰:“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为大师。”《孔颖达疏》说:毛以为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庙”。是《毛传》把大祖释为王命之所——大祖之庙。按《诗经》中“祖”字凡二十七见,除     

“俾昼作夜”误解辨正

《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修订第1版)第235页:“俾昼作夜:以白昼作夜间,谓晨昏颠倒。《诗·大雅·荡》:‘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被简化的“玫瑰”与被繁化的“盟誓”——《一朵红红的玫瑰》的诗学解读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代表作《一朵红红的玫瑰》承继英诗以玫瑰喻爱人的传统,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于玫瑰意象诗学内涵的扩展入手,分析该诗可以获得新的解读。与安德鲁·马维尔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中夸张运用相比较,《一朵红红的玫瑰》夸张运用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慷慨而是为了表达真诚。     

“长俪”阁中“长离”情——试论王采薇的心境与诗情

常州女诗人王采薇,一生沉疴,常年寂寞,素有出尘之想。其悲凉诗心化成诗中长离之情——离思乡愁、思姊念友、别鹤离鸾、自怜自叹。通过其心境、诗情之比较,可以看出诗人的心灵世界与诗歌文本世界之间的一致。透过其心境之悲、诗情之哀,可窥乾隆盛世才女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这是了解乾隆女史心态的有益个案,亦是研究常州诗派的重要补充。     

小议“汉赋似小说”

“汉赋似小说”是钱钟书先生研治汉赋时所谈到的艺术见解。《管锥编》引社笃《首阴山赋》曰:“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于是乃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其二老告余曰:吾殷之遗民也。……余闭口而不食。并卒于山旁。”钱先生认为:“观卒命句,则所见乃伯夷叔齐之鬼也。此赋后半已侠,然鬼语尚存百字,《左传》僖公二十年记申生之告,《庄子·至乐》篇托髑髅之言,逊其详情。情事亦堪入《搜神记》《说苑》等书。张衡《西京赋》所称:‘本自虞初’之秘书九百,既匆流传;《三国志·魏书·王魏二刘傅传》裴注引     

“遡洄、遡游”新解

<正> 《诗经·秦风·蒹葭》三章诗中反复咏唱“溯洄从之”、“溯游从之”,诗人究竟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怎样行动的呢? 《尔雅》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下曰溯游。”《毛传》解释说:溯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涉曰溯游。”审视诗意,也确乎写寻人者忽而溯流而上,忽而顺流而下。于是自《笺》至《疏》、从宋到清乃及近人治《诗》,都以溯洄为逆流而上,溯游是顺流而下。然而,为什么这样解释,诗人活动的环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对此先哲们或武断、或屈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同是征人 悲歌各异——《东山》、《采薇》的作者及其他

《诗经》反映战争带给人民苦难的作品不少,《豳风·东山》与《小雅·采薇》是其中突出的佳作,历来为人们所传诵。两篇作品同是经过长时间艰苦作战后的军人,在回乡途中的抒情之作,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却有明显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身分的差异与他们参与的战争性质不同。但是学术界长期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说法不一,其中有的失之不确。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笔者本着知人论世的精神,不揣冒昧,对此问题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的差异,从比较的角度,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与读者。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安守本位,正其位而行——荀子“素位”思想研究

荀子作为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特别重视对于政治伦理哲学的讨论,并提出"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在其哲学体系中,有关"素位"思想的论述具有鲜明特色。荀子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以及《中庸》中有关"素其位而行"的思想,并在《荀子》一书中对"素位"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与论述。荀子"素位"思想可以从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来分别加以论述。     

被动句中介词"为"的起源和发展

被动句中的介词“为”是动词“为”在“作为、成为”义位上虚化的结果。表被动的“为V”或“为NV”最早是述宾结构 ,由于“为”用在行为主体和动词前面 ,逐渐发生了虚化 ,成为引进动作行为主体的介词“为”。“为N所V”、“为N之V”、“为N之所V”、“为N见V”、“为N所见V”、“为N之所见V”等格式是“为NV”被动格式的扩展形式     

论王维“无可无不可”说及其思想渊源

本文从儒、佛、玄等思想背景论证唐代诗人王维在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背后 ,所恪守的仍然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大义和济世意识。     

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功能论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绘画的认知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绘画的审美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主流。所以,对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的论述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面对“另类”——谈卫慧写作的个人话语方式

用“另类写作”来概括卫慧的写作,其理由:一是她的写作并不拒斥商业文化的参与;二是她写作 中的恣情纵意、任由自我;三是她大胆的“半自传”和不回避是非争端;四是她特异的语言追求。因此,卫慧的 “另类写作”也可以称为个人化话语。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脉相传 ,没有任何中断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中华民族有“治史”的传统。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乱世” ,仍然保持着治史的传统 ,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大力倡导治史 ,弘扬中华文明 ,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论汉魏诸子的社会风尚批评和人物批评

汉魏易代之际,社会思想也随之变迁,在动荡的年代面对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汉魏诸子通过著书立文对社会风尚和人物品评各抒高见,王符、仲长统、荀悦、徐干等人的论述,是推动汉魏之际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社会风尚批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守;“崇真求实”的人物批评也开启了汉魏“名实”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