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平其人及其谈兵之文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写下了许多谈兵论战的政论文。本文介绍张方平的性格特征。论述其谈兵之文所包含的军事思想,探讨张方平谈兵之文的儒学特色,借此一窥北宋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及特点。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基本特征初探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其特征主要表现有：国家边患严重,文人谈兵现实目的强烈;自我定位强调儒者身份,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学术经院化色彩强烈,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渗透,文人们内心鄙弃武力等。     

影响与误读:北宋词学观之文化观照

“艳词”与“小词”、“本色”与“诗化”是北宋词学观的两对最主要的理论范畴 ,前一对范畴体现了北宋文人对词之体性与价值的误读 ,后一对范畴则是北宋中后期对词的本体误读的结果。北宋词学及其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导源于他们那种建构在误读的基础上的词学观 ,而此种词学观念的深层根源则是当时以复归的儒家文化为价值指向的士人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冲突。对这种深层文化根源的追寻与观照对于准确把握北宋词和词学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张先词的写影造境艺术

北宋词人张先以善于写影而著称。影不但是其体情写物的独特角度,而且是其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是构成其词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其词之中“影”借助“水”“月”等介质形成了清幽杳渺空灵的艺术意境,脱离了“花间词”秾艳的色调,展现了北宋前期文人追求幽远清雅的审美情韵与内敛的创作心态。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人生一场大梦——解读东坡“春梦婆”故事

“春梦婆”故事是中国文人喜闻乐道的一个话题,从北宋到明清,“春梦婆”故事一再被记述、创作。这个故事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况味既与传统的“人生如梦”思想一脉相承,又与宋代形成的士大夫文化紧密相关。“春梦婆”故事点破了封建文人无法逃循的命运归宿,同时,在它形成、流传、变迁的过程中,也融入了佛、道二教的因素,具有复杂、深厚的文化蕴涵。     

北宋人蜀文人地理分布与北宋文化状态分析

巴蜀地域在北宋统治地域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当时全国各地深具才干的文人纷纷被派入蜀.北宋入蜀文人主要来自福建、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入蜀文人已低于南方地区.北宋入蜀文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在北宋时期的发展状态.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北宋运河时代语境下汴水的新书写

北宋运河时代,文人对汴水的书写呈现不同以往的风貌与内涵。首先,汴水成为寓居、交游的生活空间,汴水书写走向日常审美化,展现了北宋文人主动欣赏与融入都城生活的姿态。其次,北宋文人在运河时代语境下对仕途迁转的体验更为丰富,对出入世矛盾的省察也更为深刻,其汴水书写体现了对仕功以外人生志趣的探索。最后,北宋神宗时期关于汴水治理问题的争论催生了以漕运话题为中心的汴水书写。北宋文人关注民生,以"平视"都城的角度书写汴水漕运,其选择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及其文化意蕴——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

灵岩寺作为齐鲁名刹,其独特的佛禅文化与自然景观一直成为历代文人游览歌咏的对象。灵岩寺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文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文人的游观赋诗,在灵岩寺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印痕,扩大了灵岩寺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齐鲁佛寺的文化品格。     

张载“复三代”政治思想探析——以《经学理窟》为中心

面对北宋中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张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矛盾尖锐的社会现状,在其著述《经学理窟》中提出了“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政治蓝图,试图以此方法来改变北宋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本文从《经学理窟》入手,对张载的“复三代”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与不足.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

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陈峰吕夷简是北宋中期最有影响的宰相之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前后主政达二十余年,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抛开吕夷简生前死后褒贬不一的政绩不谈,其从政“操术”,即政治权谋也极为突出,影响是相当大的。《宋史》本传称：“其...     

寇准与宋初学术文化

宋初承五代而来,儒风淡薄。寇准作为北宋政治史上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人宰相,在宋初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儒学的复兴和诗文革新运动均产生了明显的导向作用。赵普—寇准—范仲淹的发展递变序列,显现了北宋士风及其人文走向的发展脉络。     

北宋军法实际操作问题考察

北宋建立后 ,为了革除唐末和五代以来武人跋扈、骄悍难治的积习 ,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军法体系。北宋军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受整个政局形势的影响 ,一方面有效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 ,由于统治者在具体执法时存在着种种问题 ,以致到北宋中期以后 ,军政上出现了军纪不明、“将懦兵骄惰”现象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使宋军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这是最终导致北宋王朝虽然没有亡于“内患” ,却亡于“外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闲情逸致”是中国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之一,“闲情逸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文人对社会政治的某种疏离,也标志着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歌与书法功能的演变最突出地表征着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诗歌原本产生于原始巫术与宗教,是古人沟通“天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后来诗歌功能开始泛化为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交流方式,总之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主流话语中,直至东汉中期以后,诗歌才渐渐成为表达个人情趣的手段.书法原本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渐渐获得欣赏的功能,成为文人个性和才能的表现形式.诗歌和书法功能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文人趣味形成的过程,因而也与文人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诗歌和书法成为表达“闲情逸致”的艺术形式也就表明了文人趣味的形成并获得合法性.     

论苏轼对白居易“闲适”人生观的受容

北宋文人对自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自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困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论孟子的“天人合一”观与后工业社会

“天人合一”这四字成语在我国思想史中出现较晚,首见于北宋张载的《正蒙·乾称上》。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则出现较早,战国中期的孟子已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天人合一”观。     

论五代西蜀的“花间词风”与“花间别调”

温馨热烈、浓艳绮丽,甚至是淫靡流荡的“花间词风”是与齐梁时代宫体诗风分不开的,但它更主要地是受到西蜀宫廷享乐风气的影响和城市游乐生活的熏染。“花间词人”在将唐五代文人词推向“雅化”与“艳化”道路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出“异化”与“俗化”的发展趋向。这与五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为北宋以柳永为代表的慢词作家通俗真率词风的形成导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