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省县参议会及参议员群体探析

20世纪30～40年代新桂系时期广西省县参议员群体中,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和县正式参议会参议员都具有“前官员”身份,属于“新地方精英阶层”。在年龄上,后者比前者更为年轻;在文化程度上,后者比前者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二者在广西省内不同区域也有着不同的身份特征。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临时参议会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前后共三届,存在时间有7年。其主要发挥了以下功效：积极发动民众抗战,为广西省抗战出谋划策;促进地方民主政治进步;督促省政府清明吏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实情;推进文化教育建设;关心民众疾苦,减轻民众负担。但省临时参议会与省政府间有着较为明显的矛盾,双方频起冲突,从而影响了省临时参议会设计功能的发挥。     

战后地方参议会议员群体分析——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个案

本文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分析了战后江西省于都县参议会议员群体的实际状态。文中着重分析了县参议会议员群体的形成和参政水平、议员群体的构成特点以及其实际的待遇收入情况,从而对战后的地方参议会议员群体进行历史的揭示。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监督制度体系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制度,但因其散见于边区参议会历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的法律文件和相关的会议文献之中,故而未被学界重视,鲜见系统概括。依据世界各国代议机构监督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考诸大量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制度体系:选民(人民)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监督制度,边区各级参议会对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监督制度,边区参议会内部监督制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无论较之于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省市参议会,还是与同时代的西方议会的监督制度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六十多年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建立起基本符合现代议会监督理念的监督制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政治文明的奇迹。     

抗战初期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述评

抗战初期,各省都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广西省临时参议会成立于省会桂林,前后共三届,是抗战时期广西重要的政治设施.其主要活动是反映民意,为省政提出议案和监督政府施政.因种种条件,它未能完全履行职能,仅仅是一个反映民意的机关.一分为二地分析它的组织和活动,总结经验和教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省临时参议会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 ,各省都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广东省临时参议会成立于战时省会韶关 ,前后共两届 ,成员为一时之彦。其活动主要是反映民意、为省政提出议案和监督政府施政。囿于种种条件 ,它未能完全履行职能 ,只能算是一个反映民意的机关。尽管如此 ,它对战时广东省政兴革起了一定作用 ,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也有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民国时期首届广西省参议会参议员选举之分析

民国时期,省参议会是反映民意、表达民心的重要参政机构,同时也是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主要场所.1946年,伴随着"宪政"的行将实施,各省民意机关纷纷从"临时"阶段转为"正式",省参议员的产生亦从"委任"改为"选举".围绕着广西省参议员的选举,各派系为了集团利益,不择手段,抛弃选举的民主、公正精神,违法舞弊,致使竞选流于形式.选举所产生的参议员亦因此而缺乏足够的社会代表性,动摇和削弱了国人对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本已脆弱的信心,另外选举也为其后广西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之形成埋下了恶果.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县财政改革探析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当局通过革新财务行政机构,整理县地方税捐,清理地方公有款产,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性质的县财政体系,改变了此前混乱无章的县财政状况.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新桂系县财政整理的成果又在"回潮"和"断裂"中功亏一篑.     

南京国民政府县自治法的官治化

由于孙中山特别强调"县自治",认为它是推进宪政建设的基础,故南京国民政府在建国大政上也一直强调推行"县自治",并为此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法律,但实际上则建立起了以保甲为基础的官治体制,<县自治法>的发展方向和真正实践均是走向官治.之所以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本身所赋予<县自治法>的一些官治因素是重要原因,正是那些官治因素决定了<县自治法>的成长模式和发展趋势.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从张德彝七种《航海述奇》看西方的议会文化——以议会术语为中心的考察

张德彝现存的七种《航海述奇》,运用＂议事厅＂、＂议政院＂、＂议院＂、＂国会＂等议会对应术语,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英、法、美、德等4国议会文化,涉及到议员的数额、选举、议会的职能权限和运作程序以及最高统治者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从此＂述奇＂系列来看,术语＂议院＂之使用,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明显递增的趋势,至20世纪初基本上战胜了其他议会术语取得了绝对优势,因作者自身的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种议会文化的介绍总体而言还停留在表象层次,并未触及其根本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实质。     

日本对行政的内部监控和议会（国民）监控

针对中国行政法学界近来提出的行政自制理论,系统介绍了日本行政法学界与宪法学界关于对政府及其行政进行监控的理论构成,以及日本现实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监控体系,并着重介绍了日本议会等来自行政系统外部的监控体系的设置和运行。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内部变革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上,全国性税收体制的确立使封建政府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军事上,不断的征战促使封建骑士兵役制向契约制,骑兵制向步兵制的转变;政治制度上,议会在战争期间批准国王征税的权力最终使之作为一种代议机制确立下来,并奠定了近代以来英国政体的基础。这一系列变化既是中世纪鼎盛时期英国历史发展的表现与结果,同时也为近代英国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论黄遵宪的政治体制思想

黄遵宪的政治体制思想主要包括议会政治思想、政党政治思想、公共空间理论和地方自治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丰富而独到,今天仍有重温与重申的价值。     

“扩权强县”改革的地方试验与路径选择

我国六省市"扩权强县"改革坚持了"分批扩权、协调扩权、依法扩权、规范扩权"等原则。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实践,存在如下问题:部分试点省市县改革思路不清晰、路径不明确;部分省市政府实质性权力下放不够;部分县级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标不科学、不全面;部分县级政府业务管理水平低。推进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应做好"扩权强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妥善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推进实质性扩权,加强考核和监督,设计科学化的指标体系,强化对县级专业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县域经济是一个地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西藏县域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西藏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到脱贫致富;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Examining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rust in parliament: A dynamic multilevel framework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political trust has long suggested a link between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ublic trust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owever,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s ambiguous. Conflicting results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design: while cross-sectional studies tend not to find evidence of a link between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trust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ost longitudinal studies do. In this paper, using recent advances in multilevel methodology, we examine both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on trust in national parliament within a single dynamic multilevel framework. By analyzing all seven waves of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02–2014), we demonstrate that declining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a negative within-country effect on trust in national parlia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find limited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is association at the between-country level. This discrepancy suggests the presence of confounding factors that are unaccounted for in cross-sectional designs. We therefore argue for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within-country effects as they provide a more stringent test of causality.     

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资源配置的职能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源需要优化配置,从而提升其总价值量。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市场资源配置的内在缺陷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使县级政府成为配置县域资源的主体。从中国县级政府的实践来看,县级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包括直接生产和分配县域产品、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共资源配置、矫正县域内的外部性、县域自然垄断行业资源配置、产权界定和国有资产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通过强化公共产品供给、优化配置县域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建立公平的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提高县级政府履行资源配置职能的效能,进而推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山区农业县科学发展的实践探索

县域经济作为统筹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结合点,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蒙阴县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中,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审视县情,准确定位、明晰思路,科学发展;以实在的可行措施对接切入点,求实避虚、稳扎稳打,全面发展;以务实的规划愿景导引发展航向,高点定位、全面推进,“魅力”发展,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特点而又富有成效的山区农业县经济与社会科学、全面、协调发展之路。     

山西省城郊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刍议

城郊型县域经济发展是山西省县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与其他类型相比,城郊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区域依托性的显著特点,同时还具有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信息科技优势与人才优势。聚类分析后归纳出三种具体的城郊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农副产品基地型、工业产品配套型和多层次城郊服务型,以期为今后山西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既符合客观实际且具有发展前景的县域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