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的数名结构

现代汉语中的数名结构是实际存在的，但许多著作都因汉语中的常见搭配是数量名结构，因而忽略了这一实际存在的语言现象。数名结构在构词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句法中常有熟语化倾向，对语用环境的要求较数量名结构严格。数名结构的存在与古代汉语语法规律的传承与继承有很大关系，并得到历时语法学的肯定。     

《现代汉语》与中学语文课程的共生共长--高师汉语教学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普适性研究

比较<现代汉语>和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具有较整齐的对应性,但是,这种对应性并没有体现出一种共生共长.<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涉及的方方面面均作了"新"的要求,体现了加强"句子或语段"教学的趋势,但<现代汉语>课程仍然拘泥于字、词、句、语法、修辞的孤立、机械地讲授和学习,造成了<现代汉语>教学与中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剪刀差".作者认为在高师<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加强句群和语段教学是促进二者共生共长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剪刀差"的有效手段.     

元刊杂剧中的语气词"呵"、"也"

<元刊杂剧三十种>语气词十分丰富;本文对其中的"呵"、"也"作了穷尽式考察,探讨了它们的语法功能,并在此基础上与<元曲选>进行对比,提出了现代汉语语气词"呀"的来源.     

名量词在“一+X+N”结构中的两个作用

“数 量 名”是现代汉语的常用结构。当数词为“一”时,出现在“名量词”位置上的可以是一些“名词/动词/形容词”,构成“一 X N”结构。这三类词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名量词”语法位的职能:X不仅能发挥计量作用,还能描摹出N所代表的事物的形象和色彩。     

语法的"副+名"和修辞的"副+名"

"副+名"结构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一种是语法的"副+名",另一种是修辞的"副+名",两者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等方面都存在重要区别.语法的"副+名"中,名词(或名词短语)的性质没有变,而在修辞的"副+名"中,名词(或名词短语)的性质已经发生临时的转化;语法的"副+名"意义具有明确性、单一性,修辞的"副+名"意义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和丰富性;语法的"副+名"和修辞的"副+名"对不同语境要素的依赖性和语用效果也不尽相同.     

《齐民要术》数量表示法

《齐民要术》事物数量表示法有五种格式,其中二种是上古汉语的残存;动作数量表示法有四种格式,其中一种是传承上古汉语的用法。从该书可以看到:数量表示法在魏晋南北朝晚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古汉语的主流格式“数 名”、“数 动”已经基本消失,非主流格式“名 数 量”、“数 量 名”、“动 数 量”、“数 量 动”数量大增,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还有一些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     

现代汉语偏正式“名·动”复合词研究

现代汉语偏正式名.动(NV)复合词中的名可以表比喻、处所、时间、工具方式、原因、结果,据此可将偏正式名.动复合词分为不同的类型。对《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现代汉语双序词语汇编》等3部辞书的穷尽统计表明,各类偏正式名.动复合词的数量多寡不一。要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必须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入手:历时上的原因主要是句式的分化作用,而共时上的原因则表现在音节限制和N的选择以及同构歧义上。历代偏正式名.动复合词之所以有不少传承至现代汉语,原因在于它们被高频使用着。动词性偏正式名.动复合词数量多于名词性主要源于动词的指称化。     

先秦"名"学派别及发展阶段

先秦"名"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孔子、老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和《墨经》,荀子和韩非为其代表,"正名"是先秦"名"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就"名"论而言,先秦"名"学有"名之必可言"(孔子)、"无言"(老子)和"名"抽象而与现实世界无关(邓析)三派;对名与实的关系的看法,则有名实无关(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实有关(包括孔子以"名"正实;墨子及《墨经》以实正名;《尹文子》名实互正)这两大派;就"辞"论而言,也有"辞达"(孔子)、"不言"(老子)、正面"辞"论(《墨经》)三派;就"辩"论而言,则有"不得已"派(孟子)、"不辩"或"大辩"派(庄子)、"察辩"派(《墨经》)三派.先秦"名"学派别众多,即使在纯粹"名"学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制约了它们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     

《艺文志》之"文"正名

传统理解把<艺文志>的"艺文"看成联合结构,即"艺"乃"六艺"、"文"乃"诗赋(或文学)","艺"文"并称;实际上,"艺文"乃偏正结构,为"艺之文",即<艺文志>所列诸类,均是六经的文本体现或反映之意.这种说法可以通过<艺文志>文本及当时人对"艺文"一词的运用方面得到证明.传统的误读导致了人们对<艺文志>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来源问题研究

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的来源问题,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汉语言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是汉语学界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总结、梳理近百年来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认识现代汉语"的"来源大有裨补.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     

矛盾规律与现代化建设实践

矛盾规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全面的观点”是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各种重大关系的根本要求,“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统一的观点”是我们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复杂矛盾的科学方法论,“内外矛盾辩证论”是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关系的法宝,“矛盾问题精髓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心理学的影响与“五四”小说的变革

心理学对于"五四"小说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五四"小说借助于心理学的影响,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当然主要是文化环境的变革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心理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心理学为"五四"作家提供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加深了"五四"小说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度,促成了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示为主要追求的"心理小说"写法的大量出现。其次,心理学帮助作家去深入探讨人的深层心灵活动,使他们可以借助心理学知识,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世界,对人的心理世界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探求,从而能够塑造出具有现代人精神深度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五四"小说作为"人的文学"的内涵。再次,心理学促进了作家对小说性质和特点的理解,推动他们对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述技巧和描写手法等艺术方法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最终形成了小说艺术模式的全面变革。第四,心理学帮助作家深化了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理解,为"五四"小说借鉴外来新潮小说艺术从而实现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正则表达式在现代汉语语法处理中的应用

本文根据《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对现代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系统的分类,应用正则表达式对分类句子的标注进行匹配,从而找到已经分类类型中标注的语义成分,最终实现现代汉语语法的处理。     

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路径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由此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但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除这个普适性原因起作用外,还有着自己异质性的原因: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产生了来自国外的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前改革时代"级差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的加速、后改革时代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助推等四大外部推力。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经历了四个特殊阶段,在内容上形成了特殊的四重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需要采取六个"三位一体"的特殊路径。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断裂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2—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2—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期刊。该刊内容丰富而庞杂,它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不仅对先进的中国人士有着启蒙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早日开启近代化,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报刊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