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然千载人,我爱陶征士”:论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

作为清代画坛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他的诗文创作成就少为人知,诗名为画名所掩,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其诗文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一创作特征历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诗文中用到陶渊明的典故,也化用陶渊明诗句,模拟陶诗意象,欣赏渊明志趣,仰慕渊明为人,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田园诗。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贯穿其一生,在高凤翰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能发现陶渊明的影子。在诗文作品中如此大量有意识地拟陶、和陶、用陶,不仅在清代中前期文坛,即便是整个明清时期,也是为数不多的,高凤翰在清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应该受到学界重视。     

《陶渊明诗话》分析--论述后世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

本文通过对<陶渊明诗话>的分析,论述后世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以此认识目前普遍共认的陶诗之价值和地位是经过怎样的过程而形成的.本文大体上分三层展开论述关于<陶渊明诗话>的版本和体例;<陶渊明诗话>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陶渊明诗话>中论及的后世对陶诗论争的焦点.其中,"<陶渊明诗话>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又分三层论述陶诗的风格;陶诗的风格与后代诗人风格之比较;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历代以来的演变."后世对陶诗论争的焦点"分四层论述关于陶诗思想属于道家还是儒家之争;关于陶渊明隐居田园的理由之争;关于题年号和题甲子之争;个别陶诗真伪之辨.     

论唐人对陶"菊"的接受--兼论"重阳菊"文化意蕴的生成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人.菊的清香高洁是陶渊明人格与品德的写照,"陶菊"作为诗歌意象和一种文化语码,是高雅清逸的志趣、旷达疏放悠然忘世的情怀的标志.唐人接受了陶渊明文学作品中"菊"的文化内涵,并将之进一步阐释、光大.唐人几乎言菊必称陶,表达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认同.唐人在重阳之诗中歌咏"陶菊",使陶渊明的人文精神融入到传统的重阳节文化之中,进而生成了具有新的文化内蕴的重阳节文化,不仅提升了重阳节的文化品格,也确立了中国文化中"菊"文化的模式.     

明代书法艺术中的陶渊明——以“吴中三家”的书陶旨趣为例

明代"吴中三家"留下不少与陶渊明有关的书法作品。从书法家的书陶旨趣入手,联系他们的人生遭际与诗文创作,考察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可以印证陶渊明对后代文人士子在心灵和艺术等方面的影响。     

刘宋时期的陶渊明

颜延之、范泰和鲍照三位文学家都具有陶渊明情结。颜延之是陶学及陶渊明接受的第一人,《陶征士(?)》是陶学 的奠基之作。鲍照第一次发现了陶渊明的文学,并开辟了文学史上拟陶与和陶之风。     

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接受史研究——评李剑锋先生新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对陶渊明研究的著作极其繁富 ,其中也有一些接受影响方面的研究。如 ,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首先粗略考察了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其后 ,钱钟书《谈艺录》以较为翔实、新鲜的资料梳理了陶渊明在历代声名的显晦。 196 1年中华书局结集出版《陶渊明讨论集·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新时期以后 ,陆续零星出现了一些与陶渊明接受史有关的单篇论文或论著章节。论文如袁行霈《辛词与陶诗》 ,论著章节如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接受史片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考察了某一读者对陶的接受情况 ,…     

以李公麟为中心的宋代陶渊明绘事及其意义

在陶渊明文名和人品声誉日臻颠峰的宋代,与他相关的绘事也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历史上第一位有伟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是北宋的李公麟,他最有名的陶画是《归去来兮图》和《莲社图》。他的画构思新颖,凸现了陶渊明豪放刚烈的一面,宋代题跋、学习李公麟陶画的作家和画家不乏其人。陶渊明绘事兴盛的原因与宋代人接受和推崇陶的原因是一致的,苏轼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宋代的陶渊明绘事丰富了对陶本人及其作品的理解和体悟,也表明他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融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论谪居时期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

辛弃疾南归后长期谪居,壮志难酬,在受疑忌排挤,而后罢官闲居的愤懑中,辛弃疾产生了慕陶思想,并对陶渊明有了逐渐深入的接受和认同.辛弃疾虽视陶渊明为千古知音,但在追求个体自我实现的价值选择上,即使在谪居期间,辛弃疾仍保持着积极入世的心态,对理想和气节的坚守,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主体意识.辛弃疾师陶颂陶,既是其谪居期间自我调适...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隋唐尚书工部制度渊源考

隋唐工部尚书的职能深受《周礼·考工记》影响,并与司空之间存在因承关系.东汉是隋唐尚书工部制度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是雏形和形成时期.隋唐尚书工部四曹在西晋时期就已全部出现,此后,除了所属部门变动剧烈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到了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大兴土木以及中央制度的调整,尚书工部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对后世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折柳"的历史演变、文化意蕴和宗教情感

"折柳"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化习俗,它起源于汉代民间,常见于隋唐及尔后的送别诗中.文章对"折柳"和<折扬柳>古曲的演化过程进行检讨.隋唐以前,折柳用于诗中,并未与离别发生关联,隋唐之际,折柳才成为赋别的专用述语.<折杨柳>与离别发生关联经历了一个前分后合的过程,其关联契机是在南朝萧梁时期.就折柳的功能来看,可用于赠别和寄远;就其文化意蕴来看,寓有旅途顺利,随处平安之意;就其行为本身来看,则是受一种宗教情感的支配.     

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

吴兴姚氏起自汉末、孙吴时期 ,此后长期衰微 ,仕途不畅 ,沦为“贱族”。然因其有文化 ,姚氏不仅得以保持“素族”的本色 ,而且在南北朝后期有所振作 ,至唐代宦位荣显。由于儒家文化的熏染 ,姚氏子弟多有忠义与孝义之行。就其家学言 ,姚氏早期以通晓儒家经术知名 ,南北朝后期注重文史 ,至隋、唐终得大成。同时姚氏精于医术 ,在北朝倍受重视 ,这为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契机     

冥婚形式及原因探析

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冥婚习俗,是中国婚姻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自周以前产生此俗以来,不断发展。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冥婚现象自上而下已蔚然成风,明清时亦屡见不鲜。冥婚现象在我国流行的范围比较广,产生了各种花样不同的形式。历代论者大都认为冥婚陋俗与礼不合,荒诞无稽,提出各种批评看法。然而,冥婚之俗并未因时代推移而消逝,直至民国时一些地方还存此俗,就是当今社会也未绝迹,进行冥婚者仍时有见闻。     

剖析后唐伶官现象

后唐时期,由于庄宗宠信伶人,遂使伶人干政弄权、败纪乱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伶官现象。剖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隋唐以来音乐艺术的充分发展使宫廷伶人地位上升、庄宗本人笃好音乐、庄宗用人政策失误以及五代政治制度败坏诸因素。     

六朝气禁术略考

气禁术是东汉后期出现的流传于吴越地区的一种独特巫术.在六朝时期,气禁术经历了深刻的转型,由地区性的少数民族巫术,逐渐传入汉族社会,经过葛洪的整理,变为传统行气法的一种,被纳入道教和医学双重范畴,开始广泛传播.隋唐时期,气禁术正式为官方医学所承认,由此而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前隐逸诗源流及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隐逸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它萌芽于先秦,成型于汉魏,东晋时由于隐逸大诗人陶渊明的横空出世而发展到高峰,直至南朝,隐逸也依然是诗人们笔下的一大主题。在隋代之前,隐逸诗歌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     

略论隋唐五代版本学的发展及其观念

版本学及其观念在隋唐五代有较大发展:隋朝开始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在古籍整理与版本复制方面卓有成效,尽管其时未出现相关的理论表述,但其时版本复制及有关处理方法,对唐代及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官修本上,影响更为明显。唐代图书版本形态虽仍以写本为主,却又出现了雕版印书。这一时期的书本用纸与装帧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迹象:隋代在版本装帧上产生了分品装帧收藏方法;唐代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连脊装等比较先进的装帧式样;用纸方面唐代则出现了少量的皮纸写本。晚唐五代作为中国古代版本学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在版本学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监本《九经》的刻印和家本《九经》的刻印,以及诸如毋昭裔家刻诸史、贯休自刻文集等其他刻本,表明其时不但刻本范围有所扩大,且刻书机构也日臻完善。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确立准备了物质条件,亦对后来中国印刷史及版本学史均有较大影响。     

论隋唐时期广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兼论隋唐对广西的统治和汉族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历东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隋唐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唐文化直接传播到了广西地区,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边疆各族人民为丰富盛唐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子琴史学成就述略

邓子琴生长于文化氛围浓郁而经济境况困乏的家庭 ,走的是一条文学—哲学—史学、文史哲贯通的治学道路。其成就主要在史学 ,可分为佛家哲学和佛教史、礼俗风俗史、唐宋史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四个方面。其主要著作有 :《隋唐佛教史》(4 0年代 )、《中国礼俗学纲要》(194 7)、《中国风俗史》(著成于 4 0年代 ,出版于 1987)、《隋唐五代史讲稿》(1957)、《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194 0 )、《钓鱼城史实考察》(196 2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集》(1958～ 196 4 )、《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论丛》(196 0～ 196 3)、《中国少数民族史要略》(196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