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芒飞节神话的流传及其认同功能——基于泰国、老挝、越南的研究

神话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在当代社会中,神话并非日益僵化、消亡与不合时宜的。芒飞节(Bun Bangfai)起源神话及其异文在泰国东北部、老挝和越南不同族群之间的传承与扩散,印证了神话在仪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再现出神话对不同层次认同的铸就功能。这种认同包括了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等。神话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力量。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责任社会,重点强调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30年的改革开放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成长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重要条件。当下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具有公民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中国式的个性特征：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官民双重性特征;特殊的制度环境特征;某些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民间组织发展的不规范性、不平衡性特征等。对于未来30年的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完善公民社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建设相伴随的并且是必须自觉推动和加强的紧要工作。     

揭露政权同神权结合下的社会黑暗——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从分析孙悟师父的真正身份入手,认为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唐僧师徒去南天求佛取经历程的描写,揭露和批判政治与神权结合造成的社会黑暗,阐述政权与宗教相分离的治国安民之道.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宗教信仰、语言游戏及公共讨论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生活的人会用两套语言，第一语言即作为公民用的公共语言；第二语言即作为个人其本身群体交往的语言，一个人的宗教语言可以是这个人的第二语言。要以公共语言的词语来言说宗教语言，我们就要仔细审视宗教语言和宗教信仰。与宗教语言有关的元素包括一个关于人神关系的属灵向度、一个关于群体价值的社会向度，以及一个关于个人素质的个人向度。虽然大部分关于宗教的讨论都会包含此三个向度，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长远策略是把宗教语言中的社会价值和个人素质加进公共语言中。     

日本政局动荡中的宗教潜流

日本政局动荡中的宗教潜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洪在现代社会中，政教分离是各国普遍奉行的政治宗教关系准则。然而在日本，政治同宗教的暗中纠葛却十分密切。观察近年来日本政坛分化组合过程，运筹帷幌的政客大多觊觎稳定的“宗教票田”，而宗教界的政治参与不仅是...     

佛陀的神话观

在古代社会,宗教和神话密不可分,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在佛教产生之前,婆罗门教神话早已存在。婆罗门教神话按照历史发展,可以分为吠陀神话和史诗往世书神话。吠陀神话是多神崇拜。史诗往世书虽然也是多神崇拜,但已经确立了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佛陀时代的婆罗门教神话仍处在吠陀神话阶段,所以,在巴利语三藏中,很少提及毗湿奴和湿婆。     

佛陀的神话观

在古代社会,宗教和神话密不可分,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在佛教产生之前,婆罗门教神话早已存在。婆罗门教神话按照历史发展,可以分为吠陀神话和史诗往世书神话。吠陀神话是多神崇拜。史诗往世书虽然也是多神崇拜,但已经确立了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佛陀时代的婆罗门教神话仍处在吠陀神话阶段,所以,在巴利语三藏中,很少提及毗湿奴和湿婆。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公民社会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具有与西方明显的不同,政府的主动改革发动以及经济、社会的特殊环境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发展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而通过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现实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制度化建设,强化公民社会的主体力量,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公民社会的利益协调功能,是现阶段促进公民社会与中国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领域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分析建国以来我国宗教状况的根本变化入手,探讨了理论界在这方面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文章阐释了宗教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文章强调,共产党的任务不是“消灭宗教”或“利用宗教”,而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文章环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联系多来年政教关系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提出人民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应是政治上领导、宗教上自理,克服包办代替干预过多、,只依法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犯罪活动。     

论清教运动的政治化演变

由于英国转型期社会剧烈的阶级冲突的影响，作为纯宗教运动的清教运动自１７世纪初起开始了政治化演变，渐渐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宪政运动合流。国会成为运动中心、资产阶级成为运动支柱以及政治要求成为运动的重要内容是清教运动政治化的三大具体显示。清教运动的政治化虽然表现为清教运动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结合，但清教却并非为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社会变革中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分析

公民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制定公民政治社会化措施的依据 ,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需要公民政治社会化作为基础保证。在我国的社会变革中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变动迫切要求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进行调整、改革和完善 ,以往在静态环境中所形成的公民政治社会化结果受到了动态变革的挑战 ,这就需要明确的公民政治社会化目标作为指导 ,加强对作为政治稳定思想基础的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建设 ,协调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 ,培养我国公民正确的政治态度 ,塑造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维护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变革。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观是转型期中国所必需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是全求面临的共同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贯彻以人为本,需要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新的文化理念作引导。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培育公民性社会。唯此,才能在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同时,逐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进程相比。我国是后发式、滞后型、外力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政府如何担当自己的责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建设政治民主与法治社会,发展政治文化等,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     

柏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英文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以往在中文中大多译为市民社会。但是,根据迄今这一措词在全球范围的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情况看,在很多场合将其译作公民社会更为贴切。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个部分。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柏特南用了２０多年的时间,对意大利的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追踪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发达的公民社会既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能促成民主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非政府组织是在８０年代以来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起来的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它们是公民社会中的最积极、最活跃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一些性质     

公民自主性政治参与与选举制度转型——以2003年深圳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例为解读对象(英文)

自新中国建立之后,运行了几十年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确认式选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确认式选举制度正在向竞争性选举制度过渡。推动这一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及其维权行动,这种维权行动发展到今天开始体现为公民自觉、自主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2003年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多发性地出现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正在转型,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向新的阶段迈进。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发展中国家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在建立了民族国家或刚刚独立以后，面临着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战略选择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即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政府体制。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目标是由思想解放、经济增长、政府能力、政治稳定、公平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组成的目标体系；而可供选择的政府体制有民众主义的、传统主义的、集权主义的、集权技治主义的、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制。一个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发展目标的选择，首先是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政府能力的提高，其次是社会公平，最后是公民政治参与。与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相适应，在政府体制选择中首先是选择集权主义的政府体制，以后依次是集权技治主义的政府体制、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政府体制、民众主义的政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