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视野中的“道”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上一脉相承。日本的相当多的传统文化艺术大多源自中国。然而在文化观念上却显示出两国的解释学差异。中国人最注重“道”而不轻言“道”。中国文化中的“道”更为沉重，更为超越，更为终极，是一个深层次的概念。而在日本文化中，音乐、书法乃至武术进击等都常以“道”名之，蕴涵着幽闲古雅的温柔之美，但缺乏一种撼动人心的气质和精神禀赋。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刻原因在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     

论日本现代漆艺文化之道

从汉唐起,中国漆艺开始传延至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民族工艺体系,漆艺亦随之崛起。自现代社会以来,日本漆艺跻身世界前列,漆器质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在中国前面,人均拥有量也位居世界首位。从日本民艺美学家们的思想中,可以窥见日本漆艺的文化之道：民众、实用、多量、廉价和寻常。当代日本漆艺仍在延续为民、为用与为常的优秀工艺传统。日本漆艺文化之道告诉我们,民艺不仅是工艺本身问题,还关乎国民文化身份与国别形象的问题。     

论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

中国经济发展到全球化时代,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往往使一些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淡化了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上的崇高追求,从而在文化上迷失方向。然而,蕴含在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中的文化理念,却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在企业发挥着精神“发动机”、价值“导航仪”、伦理“制动器”的作用。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构成的文化理念,才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真正成功之道。     

简论中国人的中和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主体思想大致有仁者爱人、修己慎独、经世致用、和而不同、义以为上、伦理精神等几个方面,其中和而不同的处世风度,也就是中国人的中和之道,最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台港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乃明确标举“中国艺术精神”之第一人,而美学大师宗白华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阐释过这一美学命题。徐氏从儒道两大思想系统出发,偏重于艺术精神主体心的揭示,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以庄子之“道”为精髓和根本,最终落实在传统山水画上。徐氏由出发点的“全”到结论的“偏”皆因其将艺术精神纯而又纯化了;宗氏从诸艺术门类的并列研究出发,于会通处提炼精神,认为舞蹈精神乃中国艺术精神的表现,“道、舞、空白”则是中国艺术精神得以表现的空间。由于二者的立足点、出发点、个性、学养皆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徐氏和宗氏贯通古今中西的探索,为我们开辟了一种中西美学比较的阐释方法以及对古典进行现代转换的研究路径。     

孟子学问之道发微

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宗旨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将人放逸外骛的散心收敛回来,以存人身之主宰。此旨普涵古今中外学问之成败得失,意义深远。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始终从“终极关怀”的深度来观照学问的价值,有助于避免为私欲、私意而学问以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异化倾向,从而使学问始终服务干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不至于游离出去,支离破碎,飘泊流浪。孟子的学问之道,不只为儒家所独有,佛、道两家亦莫不然。自觉遵循这种学问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也是这一传统自始至终闪耀人文主义光辉的一个重要原因。光大这一学问之道,对于克服学术之时弊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试论佛道对苏轼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浩瀚的海洋,深奥无比,再将苏轼与此相连,显然是个肃然 起敬的命题。许多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一个较为大多数人承认的结论,这 就是:苏轼一巨儒政治家。由确认而推出一个命题:因为儒家是入世哲学,因而儒家 对苏轼一生起着积极影响。命题进一步又推出另一个命题:苏轼一生屡遭非难,但仍积极进取,这皆由儒家积极入世而使之。而所谓“人生如梦”的抑郁感伤等悲观的封建士大夫颓废情绪皆由佛、道消极厌世之所为。 显而易见,其“功”是儒,其“罪”在佛、道。事实果真如此?其命题果真客观、公允? 我无意于一概否定,亦不想众…     

儒家经济思想之深层土壤──兼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儒、道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论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可谓儒、道并举。在传统文化中,尽管独尊儒术,掩盖了其它学派,尤其是道家在传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在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道家起了儒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为儒家学说培植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与道家相比,儒学一直显得很吃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而道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则如同其道体一样,无影无形。自汉武帝采纳董氏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便交上了红运。但在…     

史与道

把“史”与“道”联系起来考察，是从龚自珍开始的。“出乎史，人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不过，龚自珍这里所说的“史”却既非历史，又非史学，而是史官和史家。“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是故欲为史，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吃毋端，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归宿则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②这样看来，龚自珍所“尊”之“史”既非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存在，又非知识论层面的史学研究，而是主体论层面的历史学家。在另外一个地方，龚自珍又说：“…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

走向 2 1世纪的中国 ,我们不仅有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需要继承 ,还有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百年遗产需要发扬。全方位总结上个世纪中国文学成就 ,从文学精神角度解读 2 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并作出个性化的评价是新世纪学人应有的任务。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分为四个层面。一、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文学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是因“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推动而发端于 19世纪末 ,又因为“五四新文学革命”而正式诞生于 2 0世纪初 ,并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居于文坛正宗 ,以白话文为主导 ,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的文学形态 ,启蒙精神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性价值取向 ,它以“人的觉醒”为主命题 ;二、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文学精神 ,帝国主义侵略和敌视伴随着 2 0世纪中国历史 ,这在文学上也得到了反应。三、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精神 ,2 0世纪中国社会是一个工业化 ,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城市化的社会 ,城市生活以及都市情怀构成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个精神内核。四、以猎奇、有趣、娱乐为核心的通俗文学精神 ,和中国古代文学诗、词、文、赋的“雅”审美精神相比较 ,2 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是俗文学精神的时代。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象思惟作为提高中国学生创新能力的一种方法——关于“象”和“象思惟”对中国教育的启迪

中国教育现状的一部分危机感,可以归结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和创新性思惟。在对中国传统的象思惟的发掘和光大发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基于“自然之象”、“人工之象”、“精神之象”而产生的象思惟,在“观象”、“取象”、“立象”的各个层面渐次展开创造性思惟和创新性思惟,可以卓有成效地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傩戏的面具与非物质之“道”

傩戏面具是傩仪与戏剧表演相结合的民俗艺术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的另类记号,它有自己一整套程式化、结构化的记号概念和演述系统。根据傩戏面具的纹样图案、五官造型考察傩戏面具的层级迁延与群落形态的类型学意义及其细节特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这一借由行动和表演形成的、与固有的文字书写史相区别的另一维度的演述史。傩戏围绕面具完成了艺术与宗教、物质与非物质的转换机制,演述着与人有关、与天堇有关、与神鸟有关、与人类精神愉悦与灵魂自由有关的密码记号---待时而动、知行合一、超越现世苦难、自由在地行走。傩戏面具的背后蕴含着穿透历史与时光的非物质之“道”。     

武士道与骑士道的差异性初探——以“忠”理念为中心

日本武士道与西欧骑士道中都存在“忠”的理念 ,但由于地缘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利益的不同 ,两者间不仅在对作为精神权威的“忠”的阐释上存在着差异 ,而且在对现实世界权力的“忠”的理解上也迥然有异。武士道的“忠”是具体的、单向的和绝对的 ,即武士仅忠于一位主子 ,并绝对服从之 ,利于产生团体协作精神 ,但易导致是非观、善恶观的模糊。而骑士道的“忠”则是多元的 ,具有双向的和相对的倾向 ,即骑士可忠于一个或多个主子 ,“忠”以骑士及主子的相互权利与义务为条件 ,易于产生个体精神。两者的差异性深刻地塑造了各自的社会。     

道禅语言观与中国诗性精神之诞生

在中国哲学关于语言的探险中,没有谁比道家和禅宗走得更远.本体之道和佛法大意的不可说,使沉默的价值得到彰显.但这种沉默并不是彻底放弃语言,而是企图最大限度地拓展其能指的边界,以实现对道境或禅境的逼近.但是,就这种语言探险的绩效而论,它给人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思想的残局.在此,知识与真理、语言与对象之问的距离与其说被充分拉近,倒不如说使两者的分际变得更加明晰.道禅的语言之思,给人昭示的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只可能是一种"一言难尽"的诗意图景.诗性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叶维廉阐释道家自然论的历史语境

自王国维以来,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刘若愚等现代学者往往赋予中国美学以非形而上的意义.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比中突出中国美学的精神实质和人文价值,因而道家的自然论成为了最为恰适的表述.形而上理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典型,它为发掘中国美学"艺道合一"的美学精神和现代价值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将中国美学的异质性普遍化,则容易忽视中西哲学和文学本身的历史脉络而陷入悖论处境.     

周初"德"字及其观念的产生

“德”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遍观念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对于“德”之观念的自觉使用使得“德”字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概念,“德”的观念亦由此而构成了中国早期精神世界的基本源头,标志着传统礼乐文化的开始。一般认为“德”字始于周初,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的涵义是较为宽泛的,它既代表某种高尚的品格和以此为心理基础的行为,又表示拥有这种品格或行为的人,同时还可以指代不包含价值属性的一般心理状态,甚至还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礼”的涵义。“德”之观念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自我世界有序化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在此基础上,“德”由观念形态逐步上升为规范形态,周代所开创的礼乐文化亦由此而渐次展开。     

从价值系统看道家自然主义的现代意义——兼论儒道互补的普遍和谐观

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价值取向的道家是以“自然的和谐”为基础,继而推展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这四个层面具有一种历时性递进式层次关系.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与之相反,是基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以求“自我身心的和谐”,由此出发而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再推至“自然的和谐”.儒道两种不同路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环环相扣.从横向空间上看,恰成首尾相连的回环结构,构成了作为传统和谐社会观集中体现的“普遍和谐观念”.追求“普遍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用现代系统论对之加以重新诠释,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求道与殉道──吉田松阴与武士道

求道与殉道──吉田松阴与武士道日本大阪府立大学洪伟民复旦大学胡令远（一）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一种道德精神。虽然欧洲有骑士之“道”，中国也有长期形成的一套士之道德规范，相较之下，日本的武士道更以其形神的集中，洗练与鲜明而著称。近代以来，武士阶层虽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