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本论和心本论之外的第三条进路——《胡宏》析要

:宋代理学发展 ,不应划分为两大派 ,而应划分为三条进路 :程朱的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和胡宏的性本论。胡宏的性本论在逻辑上为第三条进路 ,它避免了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局限性。胡宏沿着第三条理学进路 ,提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人们往往没有深察胡宏论性的层次性 ,从而误解胡宏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事实上 ,他坚持的是彻底的性善论。胡宏对“天理人欲同体”中的“欲”和“体” ,有着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理解。他的理欲观 ,并不是对宋代理学的反动 ,而是对其修     

从“心性论”到“理本论”——朱熹哲学思想轨迹探寻

朱熹的“理本论”发端于他的“心性论”。有关心性的“中和”问题是宋明新儒学关注的焦点。朱熹的哲学思想经由“中和旧说”、“中和新说”,最终确立为“理本论”。他的“理本论”的确立与其偏钟于理性思维密切相关     

朱熹理本论及其根柢之误

朱熹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本论为核心,形成精密的哲学体系。但朱熹之理却有诸多混同概念,主要有太极即理、道即理、仁即理、性即理等,形成朱熹理学独特的思想造型。朱熹理本论的思想渊源,从派属来看,主要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从师承来看,则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有关。其理论实质则是以伦理纲常为最高原则。其错谬之误主要有：多种概念的混同,暴露了其理本论的根柢弱势;以＂理＂为＂道＂,实为多余与浪费;＂理＂唯性无实,难为本体之用;以纲常为本体实为错谬;理气各有偏颇,均不可为本体等。结论是：朱熹之理不仅是哲学概念混同,更是其理非实而不可堪任本体之用。     

吕柟与理学

吕禀承、改造张载思想,以“气本论”为基础,避开“性与天道”的玄妙、高远的探讨,重视客观的人事之理,为“理”找到外在的历史根据和内在的心性根据,打破“天理”凌驾一切的框架。又坚持“格物即穷理”的思想,提出认识论中的许多观点。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理学的道德践履精神,力图挽救理学支离空疏的学风,体现出关学的鲜明特色。     

《学记》缘何名曰“学”记

《学记》之所以名曰“学”记，主要是由于：其一，汉字的“教”是源于“学”的；其二，先秦教育家“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学本论思想对《学记》作者所产生的影响；其三，从内容来分析，“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学记》教学思想的精华。     

朱熹的理学思想及评介

朱熹的理学思想及评介张志强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人。他在程颢、程颐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严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相应地,他本人也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家,后人为纪念朱熹在思想上的贡献,谥其为“朱子”;又因朱熹...     

朱熹理学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影响

朱熹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对徽州的影响更"胜于他邑",在徽商作用下"贾而好儒",并具有邹鲁之风;"成教化,助人伦"的理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徽州装饰雕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并且引人注目。从审美角度解读朱熹理学所蕴涵的审美取向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发扬徽州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湖湘学派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湖湘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批判佛学：一是批判佛教视天地万物为“空幻”的思想,二是批判佛教“万法皆心”的思想,三是批判佛学心与理分离的思想,四是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与此同时,湖湘学派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们虽然批判佛教,却与寺僧来往密切。“性本论”是胡宏在《知言》一书中重点阐述的思想,也是胡氏父子以及湖湘学派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基石也与佛教有复杂的关联。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论胡宏的教育思想及其传承

胡宏的教育思想以明道而达道为根本旨归,坚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教育理念,德性修养与经邦济世兼重,倡导体用合一。胡宏以碧泉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培育了张栻、彪居正等理学大家,张、彪传道于岳麓书院,影响深远。     

略论朱熹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集诸儒之大成”,融儒、佛、道为一炉。他的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是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起来的。本文试就朱熹建造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加以探讨。 朱熹理学思想中一系列哲学范畴的表述,首先是运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他的理学基本范畴,如理、气、性和格物致知等,既是对古已有之的哲学范畴的继承,又有新的发挥。他对理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或作语词解释,或作定义,大都给予合于义理的阐释,作了充分地说明。譬如,对“理”这一最高本体,朱熹怍了这样的阐释:     

朱子学派道统思想与湖湘学派的关系

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道统”一词是南宋朱熹首次提出来的,实际上“道统”一词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朱熹及其弟子对道统论影响力的扩大和道统体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熹及其弟子的道统思想源自湖湘学派。对湘学开创者周敦颐历史地位的衡定,胡宏首发其论,张栻继承其说,影响到朱熹及其弟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周敦颐接续儒家千年不传道统的地位得以确定。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论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的内在矛盾

“天人合一”是宋明理学的总纲与基本原理，也是全部入学的基本原理。朱熹理学体系并未到达真正的“天人合一”，天人贯通，而是利用概念歧义对天人之理作了不同解释，天人依然处于分割隔离状态。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主要表现为：一是宇宙论理路与人性价值论理路的矛盾；二是对“天人合一”之理——“仁”，的内涵解释理路的矛盾，即天地之性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朱熹以“存理灭欲”为特征的道德修养论述评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道德修养论深深打上了两宋理学烙印,集中表现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对于朱熹的“存理灭欲”论,学界由于受“左”的影响,过去对之批评颇多,而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几乎未见提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似乎有失公允。今天,“左”的影响正在肃清,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之重新作出客观评价。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