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初探——公民责任研究之二

公民身份不仅仅是取得一国的国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国的公民要得到一国法律的保护,使之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作为公民,要全方位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认同公民身份,承担公民责任,当国家的主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劳动;国家也要为公民身份认同做扎扎实实的事,最重要的是加速和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

针对学界就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争论,本文既拒绝彻底分离二者的切割论,同时也不赞成将二者简单地连接在一起的维系论,而是提出了一种匹配论,即在区分两种公民身份(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和界定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赞同性国家认同和归属性国家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双元结构之间的逻辑匹配和结构对称关系。在理论上,匹配论将超越切割论和维系论;在实践上,匹配论不仅为公民理性地确立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给出了策略性选择,而且为国家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战略性指南。     

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向度

当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在培养公民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同时,致力于帮助公民养成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进而在保留民族文化差异与族群归属感的基础之上,使全体公民获得广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公民主体意识培育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双重价值目标,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必须从以国家认同意识为核心的国家意识教育,以公民身份意识为核心的公民主体意识教育,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三个向度加以展开。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需要我们发挥学校公民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强化公民教育的机制保障,努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公民教育外部环境,从而为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     

论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与公民守法意识的内在关联

当国家法律制度创建时,就意味着法律制度自身所内蕴的法权要求、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为社会主体设定的行为模式等应该转变为社会现实,而且也只有当这些应然要求转变为社会现实,法律制度才能是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该国家公民的守法状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因为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而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又是以公民的守法意识为主观心理基础。由此可见,公民的普遍守法既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表现,也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公民的自觉守法意识,以形成公民对法律的的普遍信仰和自觉遵守。     

宪法爱国主义——公民凝聚力和政治忠诚的再塑

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尤其是边疆的分离活动动摇了传统爱国主义理论的根基。因此,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足以实现公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进而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重塑爱国主义价值观就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再塑公民政治忠诚的新视角。即：将公民对于一国宪法的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主要价值来源和支点,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政治身份认同的哲学探讨——对魏玛共和国和波恩共和国前后相关思想的考察

德国思想界在魏玛共和国和波恩共和国前后这段特殊时期内,完成了从德国近世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认同到超越这种民族国家认同的狭隘从而走向一个后民族国家的开放性的政治身份认同——即立宪爱国主义——的艰苦转型。诸多思想家就政治身份认同问题展开了讨论,并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式,从而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即以一种基于议会民主制的公民理性交往的模式来扬弃传统的政治身份认同模式。     

法律信仰概念及其意义探析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普遍具有遵守法律的良好风尚时，则其法律信仰亦蔚然成风；反之，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只认同权利规范，而对相应的义务规范极尽规避之能事，则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信仰。主体对法律的行为拜从是构成法律信仰的必要条件。法律制度信仰的形成，更需要有良好的国民素质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公民身份是连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公民身份越来越受到侵蚀。全球化不仅外在地削弱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而且还内在地给个体的自我认同机制造成了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构想。多元公民身份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建立一个包括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层级在内的公民身份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和认同方式的改变。     

公民认同国家的逻辑进路与现实图景——兼答对“匹配论”的若干质疑

在理论逻辑上,由于公民作为认同主体和现代国家作为认同对象各自所具有的复合性质,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遵循两种进路,即公民对国家共同体（country /nation）的认同和对国家政权系统（state）的认同,这是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匹配的逻辑基础;在现实图景上,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匹配具有交叉性和动态性,国家认同具有形式的多元性和结构的一体性,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建构、社会塑造和公民自主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公民认同国家的逻辑进路和现实图景,不仅回应了针对“匹配论”的若干理论质疑,而且展示了“匹配论”对于中国现代国家认同构建的现实意义。     

从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看守法与法治——由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为了厘清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分析孔子与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圣贤对于法律的不同心境,透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对法律截然不同的心境,进而分析中西法律文化的精神差异和起源差异以及守法精神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之间的内在契合与联系。分析认为,守法乃是法治的精神要素,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是有效的;同时公民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是其接受法律、践履法律的内因,而将法律认同与法制环境的有机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体的守法由可能变为现实。     

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冲突与重构

现代国家往往由多个民族构成。公民在通过政治制度建构其国家认同的同时,还要抽离出族众的身份,以文化性的姿态维系本族群中的民族认同。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本身便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族众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公民对身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1)整合文化价值与公民身份,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理性服从,将公众政治价值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内化成固有的政治信仰与心态;(2)健全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文明,实现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确立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3)拓展政治动员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与体系。     

让法律成为一种信仰——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之解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目的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缺乏的并非行之有效的法律,也并非优秀的法律从业人员;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法律而言真诚的信仰。因此,让法律成为公民的信仰,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何谓法律信仰?法律如何能被人信仰?法治国家中的公民究竟应当如何信仰法律?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本文围绕这些与法律信仰有关的中心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多民族国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成长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始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题.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变化,致使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国家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变革与重构的复杂态势.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性、包容性的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加强和完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和新型资源.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意识、建构公民身份、维护公民权利,形成现代公民文化体系,是建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必由之路.     

女性公民身份认同及其当代意义

该文从公民身份视域出发,基于平等与自由政治理念,解析女性与男性差异问题产生的社会缘由,阐述了女性只有达到经济上的自治和独立,才能使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出发,论述社会如何以不同方式对待女性,审视女性公民身份对促进女性自身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意义;从共同体与女性认同的关系出发,阐明共同体对女性公民身份的承认和赞同对凝聚人心、激发共同体成员认同力量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宗教认同的边界建构与互动

围绕认同的讨论不仅涉及社会、群体、个体身份边界的建构,而且涉及社会认可的身份内涵与个体认同的主观选择之间的张力.作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宗教是个体的信仰选择,宗教的认同不仅是将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区别开来、也是用这种区分建立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个体层面,宗教身份使人类在不可预测的模糊情境中获得稳定的依靠;在社会层面,宗教身份的社会性就是稳定的集合体.对身份依靠的稳定性期待,必然形成对社会整合的依赖.因此,个体认同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身份之间是彼此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需要在复杂的认同分层与结构中认识宗教认同的独特作用机制,观察它与其他社会认同的互动关系.     

试论国家公务员的双重法律身份

国家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在我国担任公务员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所以公务员首先必须具有中国公民资格。基于这种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既具有公民身份,又具有公务员身份,因而使得其具有双重身份。对该双重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才能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此公务员本人必须有清晰正确的认识,严格把握自身身份具体情形下的性质,既不可以公民身份对待公务行为,也不可以公务身份对待个人行为,否则都会导致相应的错误后果。同时,公民对公务员的不同法律身份也应严格区分,以正确的法律态度对待公务员的不同具体身份。这样对于公务员依法履行公务,公民依法进行监督,国家对公务员进行管理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