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抵消抗辩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抵消抗辩主张,具有实体法律行为和诉讼法律行为双重属性,诉讼法应当研究其在诉讼上的效力。抵消抗辩类似于反诉的性质,所以其在诉讼程序中会产生“二重起诉”危险问题。笔者以抵消抗辩在民事诉讼中的三种情形为出发点,探讨了抵消抗辩与禁止二重起诉的关系。     

争点整理程序刍论

争点整理程序作为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子程序,亦是审前准备程序的核心所在。本文作者界定了争点整理程序的概念,并且认为争点有事实争点、证据争点、法律适用争点、攻击与防御方法争点及某些程序争点之分,同时认为争点整理程序的主体应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法官只起组织管理作用,争点确定的效力表现为对法官及当事人的拘束。     

论民事判决理由中判断之拘束力

我国民事立法对判决理由效力未作出规定,理论界对判决理由效力问题的研究零星而不成系统,从而导致司法实务中后诉法院对前诉判决、特别是对判决理由部分判定的争点问题认识不一,造成同案不同判或重复审理问题。文章尝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认为民事判决理由部分的既判事实应有条件地具备争点排除效力,事实查明部分的事实、证据以及判决理由部分的非主要事实争点可以具备证据效力。除此,对于法律理由中的判决意见,时机成熟时可以使其具备判例效力,以期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铺路。     

诉因与公诉事实：效力评析两种公诉方式之

起诉制约裁判,是现代不告不理原则的基本体现。在起诉方式上,英美法系采用诉因制度,大陆法系采取公诉事实制度,两种起诉方式在公诉效力方面存有差异,尤其体现在法官变更罪名之裁判权方面。两大法系起诉方式与公诉效力的差异主要源于诉讼理念以及诉讼制度的不同。我国在公诉效力问题上尚缺乏明确立法规定,实践中法院越权裁判时有发生,确立公诉效力原则很有必要。     

论法院变更罪名的有限权及程序构建

基于不告不理原则,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有约束力。但法官的中立地位以及全面听审使法官有可能重新认定起诉罪名。由于裁判权高于起诉权以及起诉效力不可分原则,法官基于同一事实而变更指控罪名属于裁判权的应有范围。法官变更罪名应当遵循起诉效力原则并适用告知变更程序。     

不起诉契约的实务检视及适用规制

不起诉契约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乱象,主要表现为不起诉契约的适用范围扩大、效力认定分歧以及内容模糊、形式失范。不起诉契约乃当事人拟定的诉权处分合同。当事人享有选择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自由是处分权主义的应有之义,应承认不起诉契约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基于对当事人司法裁判请求权的保护、维护审判资源合理配置等因素的考量,应对不起诉契约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在原告起诉后,被告可向法院提出不起诉契约已经生效的抗辩,若不起诉契约成立并符合生效要件,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不起诉契约具备欺诈、胁迫等瑕疵事由时,可适用民事合同规则进行处理。     

民事争点效力理论:内容、背景与启示

既判力所具有的禁止当事人重复诉讼的效力,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既判力只作用于诉讼请求,并不作用于判决理由。能否让判决理由部分也产生禁止再诉的效力,就成为目前部分学者努力探索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争点效力理论的分析,从制度背景与立法构建层面解决这一理论难题。     

法律观点释明的本土路径——以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53条为中心

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时，从“应当告知变更诉讼请求”到“将相关问题作为焦点问题审理”,在规范层面减轻了法院的释明负担，转以法律争点的审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际上，法律争点审理程序需要与法律观点释明相配合，从而实现保护当事人实体权益、充实程序保障与纷争一次性解决的多元目标。于法律争点审理中，法院应实质性赋予当事人表达意见的机会，适时开示心证，防止法律面的突袭性裁判；应放宽诉之变更的条件及允许当事人进行选择合并与预备合并之诉讼行为。     

民事诉讼制度进化中的争点整理程序

随着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争点整理的程序和方法已被两大法系接纳。尽管任何审判都无法绕开对争点的整理,但我国却一度制度性地剥夺了当事人争点整理权。目前,从司法解释到最新的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都规定了对争点要予以明确,在具体规制上亦有一定的配套,但远没有形成符合现代诉讼要求的系统化的争点整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争点整理制度,必须在遵循效益原则和法院适度控制原则的基础上,从权利主体、时间要素、程序步骤、程序保障、法律后果等五个方面进行争点整理的制度构建。     

民事诉讼中争点的识别与整理

本文讨论识别和整理争点的方法。争点依赖当事人的有效争执,由当事人建构。争点要有效建立,至少需要当事人就具体问题存在真正的争议,且与本案有关联。因此,在当事人建构争点的过程中,法官需要依法律给予适当的引导、释明,还需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分类分层进行整理。为了能进行释明和整理,法官有必要预先作出识别。如此,整个审判才可能条理清晰、具体明确,争点的解决与本案争议的处理之间的关联才可能是明晰的。     

关于减少诉讼资源消耗的几点思考

诉讼资源的有限性与日益增加的诉讼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司法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在利用有限诉讼资源的同时得到最大的诉讼效益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影响诉讼资源消耗的因素主要是诉讼周期、诉讼程序、追求司法公正的观念和司法人员专业素养与水平等。对此,有关部门应从立法上缩短审限,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与专业水平,精简司法机关的人员编制,健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与完善简易程序。     

论我国环境法庭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环境审判组织专门化的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已成立的许多环境法庭却面临“等米下锅”的尴尬。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当前的环境司法存在原告起诉资格受限、因果关系证明规则虚置和环境法庭的设立盲目而不成体系等严重障碍。为走出困境,有必要拓宽并明晰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一是在法律上确认环境权,授予公民提起非纯正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是以环境权和诉讼信托、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诉讼担当、法律监督权为依据,分别授予环保组织、自然资源监管机关和检察机关提起纯正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此外,添加原告关于被告排污行为与其受损之间存在环境上关联性之因果关系表面证据的举证责任,细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庭的级别管辖和集中地域管辖的体系,也有助于推动环境法庭走出困境。     

我国的反垄断诉讼及其性质--兼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诉讼

在我国入世后赶写反垄断法的同时,确立反垄断法的诉讼程序保护同样至关重要。而在我国,这一新型诉讼的性质和相关理论问题也要加以解决。分析了这种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不同之处,指出其与传统的“经济诉讼”的区别,提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即“社会经济诉讼”的观点。     

论我国环境诉讼中的起诉资格

由于现阶段环境诉讼案件还不是很多，因此环境诉讼中有关规定的不足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环境法的普及和相关诉讼案件数量的增加，明确并改进与此相对应的诉讼法律规定很有必要。由于环境法涉及法律多样的特点，对起诉资格的法律研究也需要从环境民事诉讼、环境行政诉讼、环境刑事诉讼等不同角度着手进行。     

专利侵权诉讼之诉讼标的物的确定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诉讼标的物的确定具有重要的诉讼法上的意义。从指出诉讼标的物的确定———这一问题的存在着手,本文对停止侵害请求诉讼之诉讼请求中的诉讼标的物的确定、损害赔偿请求诉讼之诉讼请求中的诉讼标的物的确定、请求原因事实中的诉讼标的物的确定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类多项式零点问题的证明

多项式零点问题的证明,已见于若干学报或教材．其方法可谓多种多样,但显复杂．本文先将Rolle定理加以推广,称之为“广义Rolle定理”,然后借助于该定理,证明一类著名的多项式零点值问题．     

论当代中国诉讼功能的状况及其完善

诉讼能否发挥应有功能 ,决定着整个诉讼体系在社会秩序控制体系中的作用。当代中国虽然实现了诉讼功能多元化的格局 ,但诉讼功能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形式机制还不尽完善 ,制约了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进行合理恰当的功能设计 ,才能实现诉讼的本体功能与社会整体功能的和谐与统一 ,进而发挥其实现国家权力、实现法治等功能 ,取得最优的系统功能效果。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具有现代品格的诉讼功能体系的具体目标 ,从观念到制度上确立形式化的诉讼功能体系的主导性机制     

浅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指以法院的审判作为解决民事纠纷最终手段的原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应在我国确立严格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赋予其“凡私法调整范围内的社会纠纷都可由法院以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含义。但在此过程中,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提高司法效率,增强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机能;开发新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以减轻诉讼机制的压力。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举证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两方面的含义。“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分配原则,不能合理、有效地解决结果责任的分配。结果责任的分配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诉讼即将终结时若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由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的有关规则,但结果责任的分配,尚需确立明确的标准和分配的规则。民事诉讼证据立法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进一步完善,公平、科学地解决举证责任的分配。     

试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比普通民事执行更难,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因。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问题已不是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狱和刑事审判庭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最终机制在于建立国家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