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和谐社会语境下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由于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的不同产生了大量各异的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它们与国家法定民族纠纷解决机制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因此,能否在尊重少数民族不同文化的前提下,整合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矛盾,建立切实可行的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将直接关系到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成败.本文以构建西部和谐社会为语境,通过分析国家法定纠纷解决机制与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与冲突的表现形式,探寻完善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对临夏州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认为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的化解应当在尊重其传统文化和习俗基础上,实现诉讼机制和非诉机制的有效衔接和联动,在重视国家法的同时吸收民族习惯法的有益成分,探索构建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开发。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这些习惯在他们中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得到普遍尊重和认真履行。在那里,习惯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如果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并很好地适用这些习惯法,西部大开发就与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迹。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的彝族司法调解人——“德古”

研究少数民族司法制度,将目光聚焦于纠纷的调解者,是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运作过程,揭示传统社会秩序得以良好运行的奥秘所在。凉山彝族司法调解人＂德古＂至今仍活跃在大小凉山,并成为彝族人法律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用唇舌与记忆宣讲传递着古老的习惯法规范与判例,维系着彝区的安宁,展示了彝族乡土社会中法律与秩序的本土意味与和谐。在当今着力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强调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手段成为对民众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法,德古作为彝族社会的法律人、民间的司法官,其作用必然是不可忽视的,是可重借的资源。     

论习惯法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习惯法普遍存在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惯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我国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民族成员之间的和睦团结及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习惯法中也存在着一些阻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消极因素。因此,我们应当科学地看待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造、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和优秀成分,充分发挥其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作用。     

侗族习惯法在解决侗族地区林权纠纷中功能及路径选择——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权改革为例

侗族地区林权纠纷是指发生在侗族地区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林业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这些纠纷具有普遍性、多发性、广泛性,情节复杂,法律后果严重等特点.侗族地区林权纠纷发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林权改革导致的利益冲突,要解决这些纠纷和矛盾,除了要适用国家法之外,还必须利用侗族习惯法.侗族习惯法在解决林权纠纷中仍起到国家法不能替代的作用,利用好这些习惯法,对促进侗族地区的林权改革与和谐稳定是大有裨益的.     

蒙古族刑事习惯法在当代的适用及调适研究

蒙古族刑事习惯法中很多传统的刑事习惯如私立救济、刑事和解、生态刑事惯习、"长老"参与刑事调解机制等至今仍然在蒙古族聚居地方调解和化解有关社会矛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说明蒙古族刑事习惯法的存在符合蒙古族特定文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族聚居区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秩序,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助力。但是,传统蒙古族刑事习惯法在当下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无法应对新型的犯罪类型,部分内容与国家制订的刑法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必须在遵照并执行国家刑法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蒙古族刑事习惯法的积极因素,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处理好社会生活、生产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草地生态补偿:国家法与习惯法的暗合与补缺——甘南藏族牧区草地生态补偿政策实践的法人类学考察

［摘要］我国重要的牧区位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区民族生态习惯法文化成为构建草地生态补偿制度不容回避和忽视的重要背景。在草地生态补偿领域，牧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暗合与差异，惟有通过二者之间的对接、整合与补缺，才能有效实现牧区草地生态保护领域的生态正义。     

西北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中习惯法因素的整合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隐性的规则长期存在,对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法同时也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进程.国家法在进入这些地区时受到的某些"冷遇"与我们不能正确对待民族习惯法不无关系.因此,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要想真正走上法治化道路,必须重新整合习惯法,赋予它正确的地位.但是,西北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历史传统和民族现状,决定了西北地区的习惯法带有一些独特性.同时,西北的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表现和原因也与西南不尽相同.整合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当从研究它的独有特征入手,通过具体分析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独特表现和原因,寻求西北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的相对合理的途径.     

法治现代化中习惯法地位之刍议

习惯法作为规制社会秩序的有效本土资源，在构建和谐社会蓝图时，是不能小视的重要资源。在今天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习惯法的地位更显重要，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律成就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还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在此较量中，习惯法当仁不让的扮演着与国家法共同承担维护国家发展和社会秩序大任的角色，这也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搞清楚习惯法的含义、厘清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问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规范的活力：遵循藏族固有习惯法解纷的现实表现 ——以青海省湟中县西清镇光明村一起意外伤害致死纠纷处理案为对象

我国藏族地区历史上存在内容丰富、约束力强的习惯法,赔命价规范等固有习惯法在藏族民众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有 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青海省湟中县西清镇光明村2018年7月发生的一起意外伤害致死纠纷的调解过程为我们展现了藏族固 有习惯法的现实表现,体现了传统规范的活力。这对我们认识固有习惯法的传承、思考固有习惯法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价 值,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法治建设中的乡村治理也提供了生动的事例。在当代的解纷过程中,乡村干部在遵循国家有关法律的 基础上,可适当按照和参考固有习惯法规范,特别是其中的良善规范、程序性规范,以使纠纷得到妥善的解决,消解社会矛盾, 恢复乡村社会秩序,促进乡村社会发展。     

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始终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通过对中西思想史的梳理和现行刑法的批判性反思,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指出判断良善刑法的核心标准是道德价值,即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同时提出良善刑法的具体实现途径,良善刑法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论法治的共识效应

法律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个性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元并存,因其共性的普适才能够和而不同.本文通过对法律多元的文化背景分析,挖掘其"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试图揭示出在不同的法律文化间形成法治的共识效应之和谐前景.     

新劳动合同法与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新劳动合同法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证,本文由此引出了对用人单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几点思考。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     

土族习惯法探析

土族习惯法是指用来调节土族社会关系的某些社会规范,主要体现在土族氏众的各种仪式、节庆等社会生活之中。土族习惯法具有独自的法文化渊源,并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最终形成多元的规范合体。     

论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

和谐社会需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其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保障体现在:法律是现代社会社会调控的基本依据和社会和谐的评价标准,社会民众的普遍守法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社会和谐的关键,通过法律的途径公正地解决社会冲突则是社会和谐的最后保障。     

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

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行政和谐.目前,要促进依法行政,实现行政和谐,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认识行政执法的目的和功能,正确处理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变革行政执法方式,推动行政执法方式由分散执法向综合执法、由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执法、由高权执法向民主化执法的转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与方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     

科技发展的界限探究——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人类进步,也可能带来无尽的灾难,故科技发展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的调整。但过度的调整可能会造成科技发展的萎缩,社会规范的调控只有既能确保科技造福社会又有利于科技自身的发展才为合理。道德和法律是两种最为基本的社会调整工具,道德的核心部分是伦理。科技发展作为一种创新,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超越某些不合理的道德;科技发展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必须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但这并不充分,还应以伦理作为其终极行动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