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新型综合性农协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以农民精英为主导的,集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跨乡镇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该社区组织是在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困扰.综合性农协会走出困境,需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农协会自身制度建设,并与基层组织和村两委形成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     

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卢作孚是一位乡村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实干家。在重庆北碚地区,进行了中国西部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成功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北碚现象”。对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重视,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他关于建设“生产的、文化的、游览的区域”的理想与规划;以治理社会秩序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延揽和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用人方略．是北碚乡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城乡场域问题

城市/乡村小说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观照社会生活的全部,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小说普遍存在着重乡村、轻城市的倾向。为此,以场域为视角探讨现代城市/乡村小说理论与创作上的流变及互动关系,对于总结现代城市/乡村小说的创作特点,分析其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

民国时期,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扭曲变形,始终没有达到制度理想。虽然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政治行为有关,但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的认识,也对目前大力推进的村民自治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一、封建的乡村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乡村自治制度的运作首先受到乡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民国时期,地主制经济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地主是主要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据统计,１９２５…     

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     

乡村社区中的法律与秩序——乡镇作为分析的单元

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形态是多学科关注的焦点,立足于乡镇这一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单元,提出与已有文化、组织、个体不同的分析路向,将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丛的集结点,最为充分地展现了结构与个体的复杂互动状况,成为观察乡村中法律与秩序的一个恰切单位,也为展现乡村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提供一种系统的和崭新的认识价值,避免了研究过程中的诸多层次谬误问题,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农村税费改革对中国基层政府职能行使的影响——对湖南省H市乡镇财政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湖南省H市43个乡镇2000—2006年间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考察了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进而对中国乡镇政府职能行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对总支出、行政支出和计划生育支出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农业支出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上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加促进了乡镇政府总支出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大部分支出被行政管理支出所占用,这使得乡镇政府对其他公共服务供应不足。另外,债务沉重也是乡镇财政运行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2007年初,中共中央用1号文件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200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基础。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的任务,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互动发展,这是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农村社区参与式管理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及职能

农村社区的参与式管理是多方治理相结合的产物,既不完全是社区农户的自治行为,也不完全是政府的治理行为。本文针对当前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以及社区治理对地方政府的要求,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同当地农村社区的相互关系和互动过程,最后对地方政府职能边界进行合理界定,以期在地方政府和农村社区的功能互补与功能分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机制,推动西北地区农村社区持续稳定地发展。     

实证视域中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自全国多个农村地区的实际调查表明,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在法律保障方面,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不够明确不成体系,村民民主权利维护的功能有待完善;在制度设计方面,县乡两级党委政府与村委会村党支部之间的指导关系不明晰,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运行界限模糊;在政治文化方面,农村传统政治文化观念较为浓厚,村民向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与参与行为转变普遍存在困难,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能力素质和村民的自治渴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通过综合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村民自治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也深切感知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农村选举中的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委会选举中发生各种违规行为,甚至出现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要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可以从建立理论框架着手,依据共有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农村地区在取消农业税之后的治理结构现状,对村集体资源的竞争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出现"失序",并进而导致暴力和冲突的发生进行分析。集体资源的收益大小会显著影响选举冲突的发生及其激烈程度;但其背后的关键作用机制,则是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需要鼓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更多地承担监管责任外,也应加强村庄内部的决策参与机制建设。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法和民间法

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作为村庄内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即“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作用。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消极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路径

我国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形态的投资,现行法律往往按照非法集资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对保护投资者不利。出资后不直接控制或参与资金的运用,出资的回报主要依靠管理者或代理人等第三方的努力,构成消极投资者,与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地位实质上相同。应借鉴美国的做法,扩大证券的定义,将对于消极投资者的保护纳入证券法,开放投资市场,以证券法的制度规范非典型证券,以防止各种欺诈的发生,保护投资者权利。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