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与吐蕃的联姻看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通过现存《步辇图》、龙头三弦琴、璃兽葡萄镜等文物可看出唐与吐蕃地方政权之间的往来,以及唐、吐蕃的联姻对吐蕃经济文化的促进和吐蕃文化对内地的影响.     

从藏族古代文学作品看苯教信仰习俗的痕迹

有人把藏族文学称为“僧侣文学”,虽说有些偏颇,但由此可见藏族文学同宗教的密切关系。解读藏族古典文学,可以为我们展开一幅藏族先民们的生活画面,让我们体会到原始宗教──苯教对藏族人的生活习俗的影响。     

从藏族人口变迁看新中国人口政策对藏族生殖权和发展权的保护

藏族人口在现、当代的变迁以解放前、后最为显著。解放前的人口状况阻碍了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生殖权和发展权无从实现。解放后,制定了对藏族人口发展的政策,人口的生殖权和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但是,人口长期的过快、过度增长已对藏区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带来压力。生殖权是家庭的主观意愿与社会要求的统一,生殖权应与发展权相协调。所以,调整和实行符合藏区客观实际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是对藏族生殖权和发展权的完善和保护。     

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自称为“董氏”的果洛藏族就居住在被称作“玛域”的黄河源头。在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中,“董氏”往往与当地的阿尼玛沁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给果洛藏族的姓氏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给阿尼玛沁雪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史以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     

从在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状况看汉藏民族关系——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

文章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在"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的系列报告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了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影响。文章认为,汉藏民族"双向或多向自主流动"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相当数量的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的藏族民众移居或到汉族聚居的内地大城市谋生,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群众自由迁徙权利的充分保障,更重要体现了藏族民众对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的认同,对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跨区域性的和谐共存报有相当信心,体现了当前汉藏民族关系的融洽度。     

从"三果洛的传说"看果洛藏族的族源

本文从一则流传于果洛地区的民间传说入手,辅以汉文典籍史料,对于果洛地区藏族族源进行了探析。     

关于康区藏族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的历史考索

在浩瀚的藏族文献中 ,康区占有重要的地位 ,品种多、数量大、覆盖面广 ,还因其多用汉文撰写 ,影响相当广泛。历史上曾经反复被人辑录 ,方便学者 ,弘扬藏学。本文在查阅绝大多数康区藏族文献的基础上 ,对相关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进行历史考察 ,介绍编辑康区文献及索引的缘由及经过 ,指出其成功与不足 ,并结合清朝及民国政府的统治特点 ,着重阐述康区汉文文献的地位、类别、存藏特点 ,以及利用状况 ,等等。     

松木石村藏族风俗变化的价值取向及影响因素

风俗习惯作为民族社会心理的表现形式 ,是民族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 ,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往往体现一定的价值关系。本文以松木石自然村藏族风俗变化的一些情况 ,论述了民族杂居地区风俗变化的价值取向以及风俗变化的影响因素     

论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以酒俗和饮酒诗为核心

文章考察了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情况,发现只有西域酒俗对唐诗尤其是唐饮酒诗影响最大。西域酒俗具有迷恋性、狂欢性、自由性三个特点,这在李白以及其他唐人大量的饮酒诗中都有突出表现。     

从《格萨尔王传》的发掘整理看藏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结构宏伟、卷帙浩繁的长篇文学巨著 ,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民族心理、伦理道德、语言文学、文化艺术及民族交往等藏学专题的珍贵资料 ,堪称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许多世纪以来 ,《格萨尔王传》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在藏族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 ,直到今天 ,广大的藏族人民 ,特别是民间说唱艺人及整理者仍为它注入新的血液 ,增添新的篇章。据资料表明 :已搜集到的能够例出篇目的 2 2 6部情节各异、内容不同的《格萨尔王传》 ,篇幅…     

从碑铭文学看唐代与回鹘的和谐关系

回鹘是我国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又为了祖国统一,回鹘曾经起过积极推动作用。唐代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对周邻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回鹘可汗碑铭传记来考察唐代与回鹘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笔者认为,科学地研究这种历史和谐关系,对于正确处理和解决当代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

7— 9世纪后半叶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 ,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 ,情况最复杂的民族关系之一。本文以南诏崛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为基本线索 ,阐述了南诏、吐蕃与唐朝之间关系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 ,并简要分析了三者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

自1946年岑仲勉先生提出"附国即吐蕃"的观点以来,学术界对"附国是否为吐蕃"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本文放弃以往主要从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相比较的讨论范式,着重从"附国印吐蕃"观点缘起之依据及唐初关于附国和吐蕃的史料记载之背景来加以审视,印着重从观点、史料的发生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结论是,附国即吐蕃的观点在唐人和宋人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史料记载的背景可充分证明附国不是吐蕃.     

诗韵钟声:时间隧道中的穿越与回归--论唐诗钟声的时间意蕴

诗与钟的结合使时间的韵律进入艺术的世界,悠悠钟声中唐代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对唐诗钟声的时间分析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长河里的时间忧患,更是一代诗人的哲学沉思.     

人类学视野中的明堂与周代礼文政典的传播

明堂有许多异称,它起源于史前时期的"大房子",最初是氏族首领祭神和行使权力的中心,这可以由大量的人类学材料和考古学证据证明。这种礼仪性建筑,夏代称为"世室",殷商称为"重屋",周代叫"明堂"。秦汉以后儒家学者所构拟的明堂宫室制度和明堂阴阳学说有附会的成分,但明堂的存在不容置疑。周人损益夏商二代之礼而制礼作乐,明堂是以祭祀和行政为核心的礼乐体系展演的现实空间,同时也是礼仪之文撰制和展演的现实空间。从明堂这种礼仪性建筑的功能入手探讨周代仪式乐歌、礼仪之文、典礼诵辞等的生成语境与传播方式,是对周代文学和文章研究的拓展和创新。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行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佛教对唐志怪变形母题的影响

唐代志怪小说中,变形母题异常丰富,它的形成有其源远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对前代变形母题的继承.它既继承了以往的变形母题,是与神话和六朝志怪中的变形母题一脉相承,又是唐代“始有意为小说”,作家有意加工、创作的结果.另外,在唐代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道、佛宗教对唐志怪变形母题影响很大.本文将从佛教的视角讨论佛教对唐代志怪变形母题的影响.     

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