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中的小商人法律地位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商人尤其是小商人的地位从社会结构与公众评价角度观察仍需改善。法律上,在我国民商合一态势下,小商人的法律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经营风险是不相符的,商法之保障经济安全、便捷、高效发展的价值功能未能得以实现。本文从经济、社会与法律的互动关系视角出发,比较大陆法系商法历史与法法律制度,揭示我国目前对于小商人法律地位规定与认识的不足,在实践与法理层面初探小商人在当代中国应有的法律地位。     

清代前期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研究

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入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就商人而言,贩运商与坐商之间、坐商与小商贩和摊贩之间都建立了信用关系.商业信用的建立,一方面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量,盘活了整个商品流通的渠道;另一方面,商业信用的建立,解决了中小商人特别是小商贩资本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湖南商民运动在兴起阶段的特点,首先是对待商会的态度与策略方面,与国民党中央商民运动决议案所确定的方略明显不同.其次是在湖南一些地区商民协会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湖南各地广大商人以商民协会为依托,踊跃开展了各项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许多商民协会也积极承担组织商人支持革命,以及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任务,从而使湖南商民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     

“陆陈帮”及其相关问题

“陆陈帮”是明清时期在江南等地经营粮食生意的晋商的行帮称谓之一。商人们在聚集财富的同时，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显示一种儒商的风度，遂以“陆陈”自号。其经营方式主要是大量囤积。晋陕黄土高原土层深厚，降水稀少，以窑洞贮藏原粮可经久不坏。同时由于“开中法”的实施，陆陈帮以粮食长途贩运至边镇供应军队，取得盐引后赚取更多利润。所以，粮食经营是明清晋陕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

不论是从财产来源还是经营模式看,西门庆都不具备新兴商人的性质,而更多地带有封建商人的特征.他虽然亵渎封建政治,破坏封建秩序,但他破坏和亵渎的却正是封建政治、封建秩序中最符合民众利益的部分.他固守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以残害女性为乐,和明代后期新兴市民以及启蒙思潮的思想家们并无共同之处.他所固守的正是封建政治和封建秩序中最丑恶的部分.他放纵的性生活,非但不具备丝毫的人文主义精神,反而是对人性的践踏和背叛.他在商业经营中表现出一些新经济的因素,但这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新兴商人"形象,他仍然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     

近代京津商人经营文化比较浅析

近代社会中,北京与天津商人在长期商业实践中形成的博大精深的经营文化,给后来的经营者和经济学家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思索和总结的东西.本文将有助于洞悉京、津商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资本主义精神”和明清小说中的商人

明清两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并有所发展的时代。那么明清小说中的商人形象是否反映了某些资本主义特点呢?这是一个很难说明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已有许多人论证了他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官僚资本家。但是,对其他小说中大批白手起家或小本起家的中小商人,却还极少有人对他们作过分析。本文作为一种尝试,首发刍议,牵强不当必多,请大家指点。     

商人、商团与商业投机——日伪统治时期的南京为个案

沦陷时期南京商人为主导、商团幕后支持的货物囤积、黑市交易、走私贸易、反限价斗争等投机行为,实质为南京商业界与日伪争夺战略物资和自由贸易控制权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对保卫沦陷区人民财产安全和维持民族商业正常运转功不可没,且从不同层面冲击了日伪物资统制体系,加速了其经济基础崩溃的步伐.所以抗日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全民动员,未沦为汉奸和屈服殖民统治淫威的中国人,都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

明清之际,陕西商人走南闯北,创造了辉煌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历史.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自身特色的经营理念,即注重质量管理、产销结合、改革创新和品牌意识.研究陕西商帮成功的经验,可为重振陕商雄风、发展陕西的市场经济提供很好的历史借鉴.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性

明清商人经商或以获取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为满足,不逐厚利;或以义为追求的最高目标,通过商业活动建立完善的传统道德人格的经济基础;或害怕冲突,隐忍退让,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这些都是与商品经济的获利本性及正当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相冲突的。其产生的外在因素在于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内在因素在于其不逐厚利,以实现对义的最大追求。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性是明清商帮衰落及未能整体转化为近代商人的原因之一。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为市井细民写心”——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它赞美、肯定合理的人欲,同时也表现了过度放纵的"欲"与"祸"的联系,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表现了欲对理的回归,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表现了商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商品交易的活跃对社会人伦关系变化的影响.     

徽商兴衰原因探析

徽州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清代后期逐渐衰落解体,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历经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它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本文以徽商发展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探讨其兴衰原因,以期对当今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论幕藩体制下的商人——商人是幕藩体制的“宠儿”和掘墓人

幕藩体制对商人的限制和为商人提供的条件、对商人的依赖,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市商人寄生于幕藩体制,掏尽了统治者钱袋中的最后一枚铜板,使之债台高筑,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统治阶级,颠倒了社会阶级关系。农村商人以农民的商品经济为依托,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和新生产关系的产生。政治统治者创造的经商条件和对商人的依赖,使商人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成了幕藩体制的掘墓人。     

论"二拍"中的商贾题材小说

"二拍"中的商贾小说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给人们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表现了许多突破传统的新观念;表现了商品交换的繁荣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新变化;表现了商品交换催发的人性中的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形象地总结了商人们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商艺术.     

基于生物群落视角的中小企业衍生演化发展分析

演化通常是指生物种群与个体性状的演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西方学者逐渐将生物群落的演化应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小企业群落的演化过程经历了“开敞式先锋”群落阶段、“郁闭发育阶段”、郁闭稳定阶段,广州花都狮岭“中国皮具之都”的实证研究表明,该皮具企业群落的发展符合上述演化过程。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