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三句体”溯源

“三句体”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特指这样一些诗歌 :以三句组成一首完整诗篇的 ,如相传为孔子所作的《获麟歌》和刘邦的《大风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章节的 ,如《诗经·王风·采葛》和《越谣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意义层次的 ,如曹丕的《燕歌行》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长期以来 ,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一诗歌体式。据笔者所知 ,最早提及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宋朝的严羽和魏庆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 :“有三句之歌。”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二《诗体上》中说到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风歌》是也。古《…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古代怀乡诗繁富成因初探

在卷帙浩繁的古典诗歌中,以抒发怀乡感慨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怀乡诗句,如“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邶风·击鼓》)、“王事靡,维嗣我日”(《小雅·杕杜》)。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及以后各代的民间歌谣中,这类怀乡诗也是屡见不鲜,如汉乐府中的《悲歌》、《古歌》,北朝乐府中的《紫骝马歌》、《琅琊王歌》等等。在文人诗作中,怀乡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如《离骚》中有“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之语,     

中国古代美学观念钩沉二题

本文一是论述“风” ,是中国先人因触觉感受而生发的审美观念 ,由《周易》、宋玉《风赋》及以后由“风”构成有“风采”、“风韵”等审美话语可证之 ,流传到日本而形成日本歌论的“风的美学”。二是论述“音”不同于“声” ,“声成文 ,谓之音” ,具有美的意义 ,“音”因情而美 ,是形成“乐”的主要因素 ;“章”与“音”相关联 ,是由听觉美感而来 ,“声一无听” ,“六鼓四金”之音 ,可能是“章”字构成之由 ;“章”本义即音声之美 ,后又引申有色彩美、美之“彰显”等义 ,“文章”一词 ,即是合形色美与音声美而成。     

边贡的诗学理论与创作

边贡为明“前七子”重要成员之一 ,在诗歌理论上积极拥护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以《三百篇》及汉魏、盛唐之诗歌为宗。具体学习方法上 ,提出“守之以正 ,时出其奇”。强调诗歌应有真情实感。内容上主张“文以载道”。作品呈现出飘逸清丽、感情真挚的风格特征 ,为明代文学增添了异彩。     

《候人歌》的时代意义

《候人歌》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首原始诗歌,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音初》: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歌辞只有一句:“候人兮猗!”但它却是一首完整的诗歌。“最原始的歌唱中的歌词常常是同一呼声或同一言辞的重复。”通过反复“延扩”内容,加强表现力是原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外大量的有关论著中都可找到很多只有一句的原始诗歌。故《候人歌》作为一首完整的原始诗歌早已得到古今很多学者的承认:清杜文澜将它收入《古谣谚》,闻一多《神话与诗》、郭沫若《屈原研究》、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它屡有称引。他们都充分肯定它的完整的诗歌性质,这是很富有启发的。     

在风骚之间——文学史散论之三

先来说问题的提起。 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开始,是文学的第一代。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标志着诗歌发展的成熟程度,它的内容的丰富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艺术的绚丽多彩和赋、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都说明诗歌发展的长河已经浩浩汤汤,蔚为大观。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从《诗经》到《楚辞》,在“风”、“骚”之间,大都是一段诗歌发展的空白。而在约三百年的诗歌空白时间中,则填补以“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似乎真的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秦诗歌与先秦散文是以数百年为时间段落轮替发展的。或者象李维《诗史》所说“诗学中断,寂寞且数百年。”如果真的如     

中国说唱文学之祖新探——荀子《成相篇》在中国说唱文学史的价值和地位

专家学者们历来认为唐代 “ 变文”是中国说唱文学之祖,然而本文论证荀况 《成相篇》才是中国说唱文学之祖。《 成相篇》 之主要形式以六句为一章。《 成相篇》 采用当时民间歌谣形式。《 成相篇》 中普遍运用“ 四字对偶句” ,开文人诗歌运用对偶之先河。《 成相篇》 运用长短句形式、运用对偶手法,其影响波及后代汉乐府诗歌、宋词、元曲以及民间说唱文学。《 成相篇》 分为三段。第一段以 乱 为核心,先叙致乱之因,后论拨乱之法。第二段由今日之乱 而怀念往时之治 。第三段乃《 成相篇》 之核心,提出君主治理国家、拨乱反正之方略,对大治社会进行描绘。     

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

人类文化史已经证明,农耕出现之前,一般说来,人类艺术只描绘动物而不描绘植物。“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这个著名的论断概括了人类艺术发展的重要事实。在人类进入以植物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时代以后,人们最初描绘植物的动机绝不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我国古代在诗歌中最初以“兴”的形式咏唱树木——这是艺术中描绘树木的最早的方式之一——就是如此。事实证明人们最初以树木为“他物”起兴,主要并不是出于单纯的艺术审美动机,而是有着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原因。我们研究树木兴象的起源就是要揭示这个原因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就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来看,以树木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是有关宗族乡里之思和福禄国祚观念的。前者如《诗经》中的《唐·有杕之杜》、《唐·杕杜》;后者如《周南·樛木》、《小雅·南山有台》。“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的这种广泛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它们之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     

论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陈子昂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而其诗歌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此序言筒意丰,见解深刻。如:抨击齐梁绮艳遗风,纠“四杰”矫枉过正之偏,坚持以复古为革新,崇尚“魏晋风骨”传统,倡导“风雅”“兴寄”,追求诗歌刚健的风格等,多为诗人的真知灼见,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故其在唐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中国诗歌学上的第一座丰碑——评钟嵘的诗歌理论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学专著,也是我国诗学史上第一座丰碑。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这评价极为恰当。从表层看,《诗品》论述诗歌的基本观点是零乱的,但如果深入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它含着相当完整的诗论体系。这个体系概而言之就是:以“吟咏情性”为核心,以生活感受为基础。以赋比兴为手段。以“风力”、“丹采”的高度统一为准     

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疏证

钟嵘《诗品》推溯诗歌源流,论潘岳源出于王粲,今人大多或以为牵强,或以为该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人诗歌皆文辞华美。文章对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作出疏证,认为潘岳与王粲的渊源关系在于：一、清且悲的诗歌风格;二、叙事如传的书写笔法;也正是这两点使潘岳诗歌“浅”于陆机。文章具体分析了“浅”与“深”之所指,阐释了钟嵘“陆海潘江”之评的意义。     

教化与审美──也谈《论语》的诗学理论

作为一部内容庞杂、包容量极大的哲学著作，我们并没有期待孔子的《论语》会成为一部诗歌理论专论，但要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我们却不得不以《论语》为奠基之作。一般认为，《论语》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有十分重要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辞达而已”说和“文质彬彬”说等。但如果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孔子主要是对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主要是以诗歌理论为其核心。霍松林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一书中就认为：“《论语》里多处提到‘文’、‘文章’…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情必极貌以写物——谈《玉台新咏》中“怨”的社会意义

《玉台新咏》是我国古代第三部诗歌总集,它以妇女为描写对象,表现出浓烈的妇女之“怨”。这种“怨”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不同于《诗经》和《楚辞》中的怨,但却从妇女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同样有着“刺上政”的社会作用。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美——兼谈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

诗歌和音乐,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被称为姐妹艺术。正因为如此,古代诗人不但使诗歌具有音乐般的韵律美,而且喜欢以音乐为题材,或者在诗词歌赋(赋是一种散文诗)中,间以音乐美的描写。翻开我国古代诗史,多少描写器乐演奏的名篇佳句,粲然入目,泠然盈耳:马融《长笛赋》中“状似流水,又象飞鸿”般的悠扬的笛声;韩愈《听师颖弹琴》中“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战”般的雄健的琴声;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优美的琵琶声;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石破天惊逗秋雨”般的箜篌声;苏轼《赤壁赋》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幽怨的洞箫声……丝竹管弦之盛,真是“洋洋乎盈耳”,使人有“不知肉味”之感。在表现音乐美的作品之林中,白居易的《琵琶行》可说是出类拔萃的。这一名篇,千百年来,有口皆碑,令人百读不厌。今天,我们不妨从音乐美学的角度,结合自居易关于音乐的理论和实践,来进一步认识和评价这一名篇所反映的音乐美及其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