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治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一个新的执政理念,体现了现代化建设追求价值多样性、长期性与整体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效率与公平兼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旨归。而政府是使和谐社会这些价值理念得以实现的首要承担者和中坚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它应该从三个治理维度来实现这一目标,即:控制政治冲突,实施政治整合;正确行使公共权力,巩固行政合法性;以生态、科学、亲民的态度构建政治均衡体系。     

“美丽中国”: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了“美丽中国”概念.“美丽中国”反映了“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基本主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延伸和理论新发展.“美丽中国”也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实现了均衡发展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美丽中国”.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浅析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行政伦理建设——兼论反腐败机制

政府保持清正廉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伦理的建设对防止腐败有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政府伦理建设需要外在的动力,要经过由他律到自律的过程。美国政府道德规范体系构建对中国的启示是:大政府不必然导致腐败;建立道德规范体系是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立足点是“利益冲突概念”。     

论"三民主义"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三民主义”是一种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社会的理论。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民生主义的目标和民权主义的政府建构,是自相矛盾的两极:民生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培育中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改造方案;民权主义设计的却是个“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由于理念上的矛盾和缺乏付之实施的条件,社会改造无法实现,而“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则为国家权力挤压社会自治空间留下隐患。它在尔后实践中产生的弊端,值得人们思考和总结。     

利益均衡:和谐社会的基石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建立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便无从谈起。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     

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创新

社会政策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工具。它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政策体系。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确立，中国社会开始改变长期以来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有经济政策而无社会政策的局面，进入了注重社会公平、重视社会政策的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然在更高的层次上要求社会政策从理念、责任主体到实现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以便尽快构建起一个“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现机制。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强化三大基础工程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新时期湖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历史任务。推进湖南“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必须树立社会公正理念,完善社会公正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科学配置政府职权;规范行政程序与政府权利。只有强化这三大基础,才能为两型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新的发展契机。     

"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三元结构"。在"新三元结构"关系之下,公民社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政府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治理与社会资本问题研究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形式,是人们在政治和行政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社会资本理论的勃兴为治理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社会资本与治理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却出现了异型发展的局面,阻碍了治理的普遍形成。为此,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权力;加强制度整合、推动法治化进程;培育公民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以及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资本危机得以消解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治理的重要前提和题中应有之义。     

教育公平:破解城乡代际继承效应的关键——关于推进教育公平的思考

教育不公平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不公平导致我们社会的富有者与贫困者的鸿沟不断加深,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社会的"下层"无法向"上层"流动,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增加,并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和前提,是破解城乡代际继承效应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要求。     

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和实践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提出的现实依据。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发展过程,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目标定位:1.从理想目标和长远目标来看,我们要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从中期目标来看,新时期党和人民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使命;3.从近期目标来看,党的十六大报告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提出了更为具体、全面的8大目标和任务;4.从当前的阶段性目标来看,要以社会公正为基本出发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以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和谐与善治

从我国的长期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将从国家主导型向国家与社会合作型转变.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中,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让渡,社会权力逐渐扩大,社会的自治能力得到增强.在合作主义模式下,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文章就政府与社会如何实现良性互动,达到善治,最终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政府管理的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政府的责任。先进的政府管理方式必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反,僵化、保守、专制、封闭的政府管理方式会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要推进政府管理的创新,建设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环境。     

政府改革引致的社会中介

政府治理模式的最新转变表现为"善治"的出现。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在我国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向社会中介的分化。社会中介是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纽带。社会中介的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土壤。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中介发展壮大的推进器。我国的社会中介行业已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有与超越：中国的起点

东方社会理论揭示了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性质以及发展道路。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东方社会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研究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著述以及中国的实际,探讨了社会主义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完整阶段的起点和条件。     

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方面的特征

文章论述了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方面特征的三个原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关于"社会更加和谐"要求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为了突出地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以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而提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也决定了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方面的特征。     

法治的社会生成——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法治意涵

法治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诉求,其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和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个核心恰好切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权利缺位的硬伤。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认真探索法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实属必然,故而近年来从社会结构等对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渐趋入。拟探讨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对法治的深层作用,进而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型构作为法治的深层社会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作一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