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

新城王氏家族与益都赵氏家族均为明清时期山东著名的青箱世家,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世系间的交叉影响。赵进美清真绝俗的诗风以及创新求变的诗论,影响了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赵进美词作中以诗为词的雅化倾向,亦是王士禛所追求的。王士禛的诗论及创作又影响了赵执端与赵执信;赵执端其诗继承王士禛清空一脉;赵执信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诗论则是对诗坛神韵流弊的修正。这一文学现象在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十分独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诗美四题

能否给人以美感,是诗与非诗的起码的区分准则。为了增强诗的美感效应,并杜绝非诗的批量性生产,理论界就诗歌美学问题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然而,在众多诗美因素中,哪些是最基本的,最需具备的呢?一切优秀之作、特别是那些感召力强的诗作告诉我们,内容上的真诚美、胆识美;形式上的奇思美、虚幻美,当为诗美之精髓。     

国土抗争之歌：艾青与韩国现代诗人李陸史抗日诗之比较

在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年代,中韩两国出现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其中以艾青和李陸史的诗作为代表。艾青与李陸史的抗日诗在意象描述、情感基调、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的抗日诗中都出现了“雪”“土地”“冬天”“北方”等意象群;其次,两位诗人形成了“忧郁-绝望-希望”的情感基调的同步;最后,他们诗文的语言风格因宣传政治目的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各具特色,艾青的抗日诗追求直白的朴素美,而李陸史的抗日诗追求隐晦的含蓄美。     

文化守成主义与闻一多中期美学思想倾向

自1925年至1937年,即闻一多留美归国前后到西南联大前,他的思想偏向于文化守成主义。其渊源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经由梁实秋的影响而接受之。闻一多由文化守成主义而生成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倾向,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其一,维护传统文化,寻求恒定的价值标准;其二,对西方殖民文化威胁的警觉与抗争;其三,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予以抵制与批评;其四,坚持古典主义的文学是生活的批评的原则;其五,强调文艺表现常态、健康的人性,以理节情,化丑为美;其六,追求健康与和谐的整体的诗美建构。     

诗文化的意义向度——“工作诗学”初探

缺失工作世界核心价值意义是当今诗歌、诗文化的主要症候,其表征之一就是追求离奇语言的形式主义倾向。工作诗学即主体化诗学是以工作世界为核心范式和价值取向的诗文化理论,是走进工作世界的诗文化哲学。工作诗学认为:诗文化、诗歌的意义是生活世界总体或共同体意义,本质是工作世界意义;是作者与读者、欣赏者对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的共同经验、理解和建构,是作者与读者、欣赏者的共同创作。     

汉语新诗的形式美与现代汉语的特点

吟咏的、耳治的诗,出乎此人之口,入乎彼人之耳,存在形式是在时间链条上线性伸展的语流,其形式美就是语流的声音动听悦耳,在这方面,音乐美无疑是最高境界;写作的、目治的诗以吟咏的、耳治的诗为基础,其形式与后者相比,增加了文字的形体、语词排列组合时的经营位置,以及组合排列后的整体格局或印象,这些,可以称之为建筑美。我们可以把诗的音乐美与建筑美看成是诗的形式美的两个指标。本文论述汉语新诗的形式美,就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谚语中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化透视

文章以谚语为载体,从中挖掘出其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特征:追求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的美文化;以家务劳动为主的职责文化;强调传统专一的贞操文化;坚守三从四德的婚姻家庭文化等等。其总的特点是男尊女卑,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人性的剖析 中和的诗美——试论《这不过是春天》

以诗笔剖析人性为美学追求的李健吾 ,通过对“厅长夫人”的悲剧人生的描写来剖析人性 ,又用一系列喜剧手法冲淡悲剧色彩 ,并用抒情的诗笔营造诗意美 ,使全剧呈现出以悲为底蕴、以喜为基调 ,浓而不烈、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     

新诗的现代美

和旧诗词相对而言,新诗是崇高的艺术。旧诗词长于表现,重视形式美,强调感性形式的和谐,对意境的欣赏品味是于共性中见个性,因而,它是美的艺术;新诗则在表现中又有再现,或干脆借再现来表现,诗中常有戏剧化情境,注重真实,强调个性,往往是理性内容压倒感性形式,这就形成了诗的现代美。马克思说过,个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新诗之美,正是现代文化心理的艺术折光,它主要表现为散文美趋势、社会美理想和意象美原则。     

中国文化中的女性美一瞥

与德国文化一样,中国的文人墨客把漂亮的女性作为美的标志,诗人笔下也不乏女性美的代表。尤其如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常常被人们以"倾国"、"倾城"来描述,而席勒诗中以及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也常常如此。美与丑的统一就是自然,自然之美就势必追回到田园,典型的如陶渊明。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审美视阈下的盛唐送别诗

盛唐送别诗虽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成为历代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以近十年国内的研究来看,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从审美的视阈进行全面审视的成果却不多见。从审美视阈看,盛唐送别诗主要体现为"彰显中国传统文人文化品格"的离别者形象之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情调之美、"化自然之理为艺术之理的"构思之美及诠释"天人合一"审美思想的意象之美。     

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

美刺、正变是《毛诗》说的重要内容,魏源认为《毛诗》美刺与正变之说,对正确理解《诗经》危害极大,必须予以批评。但魏源并不否定美刺说与正变说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毛诗》的篇篇皆有美刺、以美刺为《诗》本义的美刺说,及其以正与非正言正变的正变说。     

从周代应国器铭新释《诗·汝坟》《诗·下武》

结合周代应国彝器铭文,如应国爯簋铭、应侯爯盨铭、应侯见工鼎铭等,以及其他文化考古成果,经文史互证,《诗·汝坟》应为应侯爯所作,是创作于周懿王年间的一首政治勤王诗。《诗·下武》为应侯见工的献诗,为颂美其父应侯爯及应公室所作,以事父孝推及事君忠,表达了期盼周人实现永久统治的美好愿望。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现代中国诗歌"城市抒写"的审美特质

新诗的百年发展始终与城市文化紧密相关,城市文化是诗歌的重要话语资源,它使得新诗有着不同于古典诗的全新境遇,并且改变了诗人认识世界、感觉世界的基本模式,促进着诗人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在现代性命题的精神背景下,诗人以文本化的方式对"语词城市"进行着艺术抒写,诗人在追求前卫与创新的诗美过程中,逐步确立起现代都市主体的独立精神形象.     

论散文诗的整体美

本文不赞成散文诗是“诗的本质”、“散文的形式” ,也不赞成先诗后文之说 ,而认为是诗与文一体化的融合 ,因而同时具有诗美和散文美。从局部的美的语言不能认识散文诗。散文诗的整体美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和形式上的“统一”。     

“六书”与中国传统美学

“六书”造字规律实为传统理论思维模式滥觞和原型 :在传统美学中 ,“美”的造字及会意思维 ,本身便包含着以味为美的原始审美观基本特征 ,并沿此合乎逻辑地发展出以和为美的思想 ;“美与善同意”乃造字上同源、思维方式同构之故 ;“诗言志”按形声思维理解 ,不过是“诗”的误读或讹传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得益于形象思维 ;“道”及“意境说”则主要依据会意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