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     

试述古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文章对以敦煌文献及于阗简牍 (木简 )为主的古藏文内容进行了分析 ,阐述古藏文文献的特点、价值 ,呼吁与藏学有关的研究者能够关注古藏文文献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释读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文献,《孔子项托相问书》便是其中之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进行了释读,并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相关卷号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汉译藏文文献的存在表明汉藏民族问文化交流的多元与频繁。     

P.T.1292古藏文音写回鹘语佛教教义简答手册研究

在众多不同文字的回鹘文献中,古藏文音写的回鹘语文献数量不多。古藏文回鹘语文献大多出土于敦煌和吐鲁番等地。文章在介绍古藏文回鹘语文献整体情况的基础上,对P.T.1292古藏文音写回鹘语佛教教义简答手册进行语文学研究,包括回鹘语转写、注释、汉语翻译,并在部分词条的转写和翻译方面对前人存在的错误予以纠正和补充。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P.T.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再探

P. T. 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研究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和王子微松生卒年，以及吐蕃写经制度方面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前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公认，但仍存在录入不规范、错录或漏录、汉译不准确等问题，给后进古藏文文献研究者带来困扰，故而对其进行重新识别、勘正、整理、重译，可促进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欧洲的第一位藏文老师——菲利普·爱德华·富科斯

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被公认为欧洲藏学的奠基人。他是编纂古藏文词典,撰写古藏文文法书的第一位欧洲人,1834年1月,孟加拉亚洲协会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他的两部著作。除此之外,他还就各种各样的西藏问题撰写了几篇论文和研究成果报告。     

试析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逐步深入,特别是法国学术界公布和发表伯希和携往巴黎的藏文写卷(?)目录和照片以来,我国藏学界重新识读、翻译和研究了不少敦煌藏文写卷。这方面尤以王尧、陈践先生用功最勤、著述最丰,他们的研究工作,对藏学研究的发展,启迪更多的青年参加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从事藏族史教学工作,对吐蕃史尤有兴趣,久闻敦煌写卷对研究吐蕃史的重要意义,早已心神往之,只是苦于地处偏远,学识浅薄,长期不得其门而入。     

吐蕃藏文针灸图释

唐代是吐蕃医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以后形成藏医体系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吐蕃医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今日研究吐蕃医学,由于当时的文献留存于今日者极少,故多以唐以后的藏文史料为据,就以常用的玉脱云丹贡布的《医方四续》来说,亦非当日之真迹。自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问世之后,使我们得以一睹吐蕃医学文献原貌,从而为深入研究吐蕃医学开拓了新的前景。这类文献笔者所见有四篇,分载于法国巴黎影印本《藏文文献选集》(单页集装)(二卷的P.T.1057号,P.T.1044号,一卷的P.T.127号)及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影印件(India,office,56卷57号)。这些珍贵的文献均为文字资料,亦     

吐蕃历代后妃记略

由于敦煌、新疆发现古藏文写卷、木简等吐蕃时代的史料,加之对中世纪的藏文历史著作以及汉文文献的综合研究,使得人们对吐蕃王朝的社会情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各项制度的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本文打算从接触到的一些藏文史料,就吐蕃王朝社会     

甘肃宕昌早期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内容及其特点

苯教是青藏高原日本土宗教,是藏族文化的起源。甘肃宕昌发现的藏族家藏手抄本古藏文苯教文献,是研究藏族原始宗教和文化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研究公元7—9世纪乃至公元5—6世纪以前藏人的思想、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弥足珍贵的资料。文章对甘肃宕昌发现的早期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评述。     

西夏觉照国师法狮子之教法来源与身份考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中,多篇文献为觉照国师法狮子所传。由于藏文底本未获同定,其教法来源不为人知,对这一藏传佛教付法上师也所知甚少。文章根据最近找到的几部西夏文教法的藏文原本,考察其教法师承,并利用藏文史料,探究法狮子其人。     

藏学海洋中的一叶小舟——罗秉芬自述

罗秉芬教授(1931—2021),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长达六十余年,桃李满天下。在藏语文教学,敦煌文献,藏医药学,藏族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上都有所建树、硕果累累,为我国的民族语文教育和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撰写著作十余部。在偶然的机会下,编辑部发现了罗秉芬教授写于2014年的自述,特此发表,以纪念这位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仰的学者。     

藏文古籍文献述略

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看 ,藏文古籍文献 ,包括吐蕃早期文献、吐蕃以后的佛教典籍和藏文历史档案。藏文古籍文献作为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有责任系统地介绍藏文古籍文献的概况及整理、出版和研究动态 ,是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对于吐蕃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兵种■(暗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给出确解。文章基于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和简牍,获得了更多关于■的古藏文书证。尤其2014-2015年《吐蕃兵制律例》的全文刊布和初步释读,更为探究■的确切内涵和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综合研究,文章认为■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基于相关古藏文文献,不仅可以透视■在青海、西域、中亚等地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可以管窥吐蕃王朝军政体制的若干细部和断面。     

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

文章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