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历史由来与法律依据——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的国际法律责任

中印边界锡金段系从中国西藏和英属锡金之间的边界演变而来,该中(藏)英(锡)边界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正式划定。中印两国历届政府均承认这一事实。而且,长期以来,中印两国持续、和平地沿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的边界行使管辖权。因此,中方所主张的中印边界锡金段具有国际条约、保持占有、禁止反言等法律依据。2017年6月中旬,印军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我国洞朗地区,并与我军进行长时间的对峙。依据国家责任法,印度的越界军事行动,是违背《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相关国际条约的严重国际不法行为,印度必须对此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我国有权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采取反措施敦促印度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实施适当的自助措施以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略论清朝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西藏人民和其它各兄弟民族一道,在共同缔造祖国大家庭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做了光荣的贡献。西藏地方从元朝正式纳入祖国的版图后,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明、清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充分体现了元、明、清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地方主权。清朝继元、明两朝对西藏地方的施政,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全面地行使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这本来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近百年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同     

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张荫棠筹藏时期为考察

张荫棠筹藏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张荫棠主张构建多民族国家,维护中国在西藏主权.张荫棠的经济民族主义突出表现在"商战"方面.尤其是在西藏地方茶叶市场与英属印度的争夺上;提出西藏地方经济自给论.张荫棠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加强藏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重视教育,主张改良西藏地方风俗.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应该给以"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指责为大民族主义.     

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

公元13世纪,西藏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公元17～18世纪,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掌权时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全面行使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西藏地方事实上是一个行省.西藏地方政府完全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本文试图就清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进行探索,总结一些历史经验教训,并通过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清朝中央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务,是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刍议——“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喇嘛书”撰写时间探析

自元代中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理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在主权管辖上一脉相承,中华民国时期亦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为改善与发展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制定过许多政策和措施,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主权隶属关系.     

达旺甘丹朗杰寺寺规

达旺寺系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于1680年创设,而《达旺甘丹朗杰寺寺规》系以第司桑杰嘉措所撰《寺规》为范本而编成的。两者均反映了达旺地区历来由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制定西藏政策的价值取向

自元朝以来,西藏就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西藏历来备受世人关注。西藏能否较快发展、能否长治久安,对我国稳定、改革和发展的意义极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西藏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祖国统一是前提、民族团结是基础、宗教问题是关键的价值取向。     

把握历史趋势、探寻发展规律——也谈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

西藏地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在曲折中迂回前进,不断地积累文明成就,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贡献,总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其中,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结束了青藏高原地区邦国林立、发展相对迟缓的历史。第二个高潮出现在公元13世纪中叶,延续到19世纪中叶,元朝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结束了西藏地区400年混战的局面。第三个高潮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让西藏地方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专门召开5次西藏工作会议,研究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问题,使西藏社会数十年时间的变化超越以前数百年、上千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两个低谷中,第一个"低谷"是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以前"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时代;第二个"低谷"出现在1840年以后,西藏地方人民既遭受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残酷统治,又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西藏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和内讧争斗之中。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中央政府颁授历世达赖、班禅之金册金印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3世纪起,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行使主权管辖。它的政治制度、重大宗教制度,以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地位和职权,都是由历代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今将中央政府颁授历世达赖、班禅的金册与金印作一介绍。     

尼泊尔怒日地区历史文化研究

怒日地区位于尼泊尔廓尔喀县最北端,与中国西藏吉隆县贡当乡接壤。怒日地区由顾塘、怒日和促木三个地方构成。历史上,该地区先后由象雄、吐蕃、拉达克、贡塘、亚孜、久姆拉等政权统治,之后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1855年,廓尔喀第三次袭扰我国西藏,战后怒日地区彻底被廓尔喀占领。怒日地区在西藏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莲花生大师指定的秘境吉姆隆和神山玛纳斯鲁峰均位于怒日地区。     

十三世纪以来的西藏封建农奴制

一 西藏农奴制的确立时期。13世纪中叶,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驻凉州(武威)时,与萨班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即萨迦第五祖罗追坚赞等于1247年在凉州会商好归顺条件,得到卫藏僧俗农奴主首领的一致赞同,从此元王朝在西藏地方委派官吏,驻扎军队,征收赋税,实行有效的管辖,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实录——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前,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管辖,汉藏两大民族和睦相处,亲密友好,内聚向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流。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沿海内地的同时,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西藏。英帝国主义者充当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急先锋,俄美等国接踵而至。19世纪末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随后他们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同时炮制“西藏独立”论。这时,腐败的晚清王朝,     

西藏地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隆吐山战役浅析

发生在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是英帝国主义者用武力公开侵略我国西南边陲——西藏之始,此役的结果,导致了亚东的开放与岗巴宗、咱利等大片我国土丧失,表明了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腐败,亦暴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我西南门户洞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断涌来,西南边陲乃至不保,为帝国主义阴谋瓜分西藏,策划西藏“独立”留下口实,故在西藏地方史上影响极大,可说是西藏地方近代史的实     

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地方的见证 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管见

<正>元代，为了巩固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朝廷曾授予西藏主要僧俗首领以各种头衔、名号，并颁赐给西藏地方数量众多的印章。如今在西藏博物馆的展厅中，就陈列着一枚弥足珍贵的元代印章传世品——“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这枚印章，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见证，实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印为青玉质，质地细腻温润，印文为八思巴文所书“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面长12.4厘米、宽12.1厘米、高11.4厘米，重3.27千克。其上部为龙形钮，     

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

川边藏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了实现"固川保藏"的目的,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了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改土归流"的近代改革中,赵尔丰顺应全国废除科举、广兴学校的历史潮流,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近代教育改革,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对安边御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张荫棠、联豫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新书浏览

《毛泽东与西藏和平解放》杜玉芳著16开148页165千字平装定价:19.00元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ISBN978-7-80253-371-4/A·2责任编辑:季垣垣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课题成果、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丛书之一。内容包括: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1949年以前毛泽东视野中的一般民族问题、宜早不宜迟——西藏的解放提上议事日程、不战而进——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出台、必须来京谈判——对西藏地方当局的政治争取、外国无权干涉——同印美等国的外     

国际法视域中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

境外一些人通过肆意曲解国际法相关概念,编造出了"民国时期西藏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歪理邪说。本文以国际法为视角,对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西藏地方政府及祖国其他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比较等进行了史实梳理与法理分析,并从国际法判断与识别一个国家的人民、领土、政府、主权等构成性要素来审视,得出了民国时期的西藏从未独立过的结论:其人民是中国国民的组成部分,其领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地方政权是中国主权管理下的一个地方政权。     

中国藏学出版社新书简介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一部全面、系统地公布有关历史档案的大型文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期间重点研究项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的研究》的成果之一。此项课题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承担,并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作编辑。 该书共选辑档案史料3200余件,以元代、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     

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到忽必烈《优礼僧人诏书》

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与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1206-1251)在今武威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领主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号召西藏地方僧俗领主归顺蒙古势力,为元代中央政府顺利实现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奠定了基础。1254年,忽必烈颁赐给八思巴一件"藏文诏书",即著名的《优礼僧人诏书》(以下简称"诏书"),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势力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为实现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信"与"诏书"一脉相承,关联互动,顺应祖国统一之大势,顺应安居乐业之民心,共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形成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谋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渊源和强烈情感,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矢志不移谋求和推进祖国兴旺的爱国情怀和自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