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无罪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协商式司法模式”之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仍有辩护律师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与证据规则适用等层面作无罪辩护。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构成了此类无罪辩护的正当性基础,认罪认罚制度的包容性、辩护人的有限独立地位及职业伦理、防范冤假错案的需求以及形成多元辩护合力的需要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空间。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作无罪辩护时应注重辩护意见的有效性,确保辩护策略形成的协同性。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应当尊重和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律师无罪辩护。     

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

刑事辩护率及其构成形态是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辩护权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以D县为例的考察发现,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律师辩护率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率。更进一步,文化程度、籍贯、身份等个人因素,以及案件类型、指控严重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辩护率构成。从辩护率形成机制看,被告人的需求程度不高很可能是导致律师辩护率低下的根由,而抑制这一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被告人经济贫困、案件事实清楚、案情较轻等;纯粹从指定辩护角度看,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很可能是导致指定辩护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律师辩护率,降低自我辩护的比例,提高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一个基本向度。为此,近期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援助模式,为经济贫困,但却迫切需要辩护的被告人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有限的普遍性援助"。     

冲突与整合──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分析

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文化的产物，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这一文化主题使刑事辩护制度表现出独立、平等、权利和民主的优秀文化品格，而这正是否定个人价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不能兼容的。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移植带来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并因此而决定了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然而，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刑事辩护制度上的对立和冲突毕竟已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尽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这场冲突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惯性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力量正在逐步消退，它的社会同情正在逐渐丧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法文化暗合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并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和文明审判的本土资源，从而为刑事辩护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有效辩护与辩护质量 ——美国有效辩护制度窥探

美国有效辩护制度分为程序上的有效辩护和律师实质上的有效辩护,律师实质上的有效辩护其判断标准主要有辩护缺陷标准和损害结果标准。为了保证辩护质量和有效性,被告人可以提起无效辩护之 诉。被告人如果希望法院支持其提起的无效辩护之诉,需要证明律师在辩护方面存在不尽职的行为且还要证明这种辩护缺陷对诉讼结果产生了不利影响。律师的无效辩护一旦得到认定,即意味着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被宣告违反了宪法,侵犯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原审法院的判决即告被推翻,案件将被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人工智能时代“深度伪造辩护”对刑事诉讼的挑战及其应对

深度伪造辩护是在深度伪造技术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基础之上出现的一种刑事辩护方法。深度伪造辩护的出现,可能消解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信任基础,同时可能导致在刑事诉讼中出现“说谎者红利”的情形,甚至可能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面临人工智能时代“深度伪造辩护”对刑事诉讼的冲击,必须适时对刑事诉讼辩护制度进行改革。在程序法方面,需要由证据真实性审查,转向程序规则之限制;在实体法方面,应增设相关“深度伪造辩护”的罚则;在律师执业纪律规范方面,应将行政性监管罚则进行具体化。     

程序性辩护之初步考察

按照有无裁判者的参与可以将刑事辩护分为“自然意义上的辩护”和“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根据辩护理由的不同,可以将辩护分为“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程序性辩护首先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是一种旨在寻求对官方侵权行为实施程序性制裁的辩护形态,属于带有进攻性的“攻击性辩护”。作为诉权表达方式的程序性辩护,有利于减少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促使纠正程序性违法行为与当事人对诉权的行使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促进宪法司法化和宪法性权利的可诉化。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会见权的中国困境与再改革

会见权既是嫌疑人权利也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它有助于嫌疑人辩护能力的提高和律师辩护活动的展开。在司法实践中,会见权行使走入困境：会见启动难,会见需经批准成为常态,会见的主体、时间和次数受限,会见受监督。2007年修订后的《律师法》对会见制度作出了改革,确立了会见时仅凭“三证”规则,明确了“会见不受监听”规则。但其效果并不佳。而这一切的关键原因在于侦查组织和侦查程序的“诉讼化”的缺失。因此,我国会见制度再改革的重点也就在于,相应的侦查辩护救济体系的建立、看守所的中立化以及侦查阶段司法审查的建立。     

为基础科学的存在辩护

针对学术界有人不仅不承认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差异和区别,甚至对基础科学质疑、反对和攻击的现象,从基础科学的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潜在的经济价值和众多现实的文化价值诸方面,对基础科学的存在给予了积极的辩护.     

西方大众文化辩护理论的辨析

西方大众文化辩护理论是大众文化批评史上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它执持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对确立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地位功不可没。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文本大多刻写着擦抹不去的西方文化理论的痕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及本雅明、费斯克等在大众文化的辩护上不谋而合。大众文化辩护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在关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上避免了或肯定或否定的单极化评价模式。     

为基础科学的存在辩护

针对学术界有人不仅不承认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差异和区别，甚至对基础科学质疑、反对和攻击的现象，从基础科学的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潜在的经济价值和众多现实的文化价值诸方面，对基础科学的存在给予了积极的辩护。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作为其程序运行的支撑,以弥补其程序正当性。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会见权缺失、调查取证权阻却等问题,辩护律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保障、制定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利于推进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有效辩护。     

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

2018年新《刑诉法》修订确立了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协议存在两种司法审查程序,简易程序为其中之一。由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简易程序本身的特性被弱化,庭审阶段的量刑辩护遭到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充分讨论。从理论上而言,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量刑辩护是否具有存在并实质进行的合理性,被告人是否自主进行量刑辩护,公平审判价值是否要求辩护人参与等问题需要分析和辨明。从司法实践上而言,适用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案件中确实存在量刑辩护,并且量刑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审判产生影响,但该辩护在实然上并不充分,并且缺乏内在动力。所以,需要对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进行研究,并对现有司法制度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有效辩护”在中国刑事司法中的引入与适用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上基本消除了律师为被追诉人进行辩护的障碍.这就对刑事辩护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在现有的对辩护权保障以及对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和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有效辩护”是英美法系国家对律师进行辩护活动的过程和产生结果所要求达到的一种标准.“有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首先要阐释清楚概念内涵,其次要界定衡量标准,同时还需通过评估机制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些配套措施包括加强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的管理和监督、确立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积极动力机制等.     

无罪辩护实证研究——以无罪辩护率为考察对象

［摘要］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如果站在客观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评估的话，低无罪辩护率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它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认罪率决定的，控方质量的日益提高进一步巩固并降低了无罪辩护率。在这个意义上，没必要也不应该赋予无罪辩护率太多的价值期待。当然，在另一方面，低无罪辩护率还是能够反映出刑事辩护存在的问题，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辩护制度资源不充分问题，而且对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及辩护策略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律师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而非“被追诉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量进一步夸大了这种影响。     

论刑事诉讼中的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

:辩护权是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权利,辩方可以从被追诉者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方面进行辩护,也可以从公检法机关的违法诉讼行为方面进行辩护,前者是实体辩护,后者是程序辩护.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都是辩护,但却是不同类型的辩护,所以,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之间必然存在很多区别与联系.纵观我国,实体辩护总是凌驾于程序辩护之上.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程序辩护不重要,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程序辩护没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对之重视程度不够.程序辩护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应当与实体辩护在刑事辩护制度中比翼双飞.鉴于我国的现状,我国应在理念、立法和实践方面进行完善.     

论我国死刑案件有效辩护制度的构建

有效辩护制度是保障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重要途径。有效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有效辩护的判断标准和无效辩护之诉制度。我国死刑案件辩护缺少统一的辩护标准,也没有针对律师辩护质量不合格的程序性制裁措施。有效辩护制度从死刑案件辩护律师队伍的建设和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评价两个方面为死刑案件的辩护质量提供了判断标准。有效辩护制度将律师的辩护行为作为法庭的审查对象,在现有的判决形式中,增加对于辩护行为是否有效的无效辩护之诉,为死刑案件的辩护质量提供程序救济。     

论我国辩护制度的完善

辩护制度对实现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刑事诉讼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辩护制度存在着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正确认识控、辩、审的稳定结构及控辩双方的关系 ,使辩护制度具有可操作性 ,当是完善我国辩护制度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内容     

近代哲学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辩护及其后果

近代哲学是在接受科学知识具有确定性这一前提下寻求为科学知识确定性辩护的。经验论以感觉经验为原则并坚决地贯彻这一原则 ,不但没有达到辩护的目的 ,反而导致休谟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 ;唯理论从理性的“自明”性和推理即理性自身寻求为科学知识确定性辩护 ,也遇到无法克服的困境 ;二者的发展 ,越到后来越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持更多的怀疑 ,更多地接受经验知识的偶然性。康德哲学的主题也是为科学知识的确实可靠性辩护 ,但他的辩护是牵强的并导致“物自体”的不可知和“二律背反”。黑格尔在批判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基础上 ,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认识是主客体的双向互动的观点 ,为后来知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法律辩护的逻辑问题

本文对法律辩护的逻辑问题作以初步探讨，对辩护逻辑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作出界定，对辩护活动中思维特点进行了阐述，对辩护活动中的程序，及辩护活动所运用的推理和论证手段进行了分析，具有实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