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九僧宗派考

九僧诗歌名闻宋初诗坛,但他们的宗派背景却一直模糊不清,吉广舆首次考证出三僧属于天台宗、四僧禅宗,还有二僧无法考知,实有开创之功。宋初九僧皆是天台宗诗僧。九僧的台宗背景之所以被忽略,主要是因为其诗名煊赫,台宗背景自然为人熟知,故致渐少为时人提及,随着译经院的渐趋没落和禅宗在京师影响渐增,再加上在僧史书写中被舍弃,最终导致背景模糊。九僧相同的义学背景和一致的宗派倾向,是促使他们结成一个诗僧群体的前提。这也提示我们注意,诗僧并不仅指禅僧,还应包括教门僧徒,特别是天台宗诗僧,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关注其宗派背景,才能避免出现对诗坛真实状况失察之憾。     

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

包惠僧是否中共“一大”代表,目前还有纷歧意见,特别是有的文章更肯定“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参加“一大”的代表的回忆来看是否定的。毛泽东、董必武同志虽一度认为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但后来的回忆都作了更正。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讲话中列举的“一大”代表便没有了包惠僧。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答来访者说;“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我们不应只以毛泽东、董必武过去曾说过包惠僧是“一大”代表的话,便断定包惠僧是“一大”代表,而不注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更正了的话。毛泽东、董必武后来的更正,决不应看作是前后记忆上的差错,而应该认为是根据事实予以改正的。这只要我们列举下列一些人的话就足资证明。     

唐宋时期日本来华留学僧之比较

唐宋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留学僧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前往中国学习宗教理论和传统文化。在唐代,日本来华留学僧以官派为主,以"求法"为目的;到了宋代,日本来华留学僧则以"自费"为主,前期的主要目的是"巡礼",后期又转而以"求法"为主要目的了。日本留学僧返国时,不仅带走了许多中国物品,而且还把中国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带到日本,客观上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烧火和担水

一位担水的僧人,长得五大三粗。他脚力好,力气比常人都大,一人担4桶水,也面不红、气不喘,众僧见了,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其“神力”。 与担水的僧人同住一间禅房的是位烧火的僧人。相比之下,烧火的僧人就长得文弱多了,他像一根豆芽菜,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众僧经常拿两人作比较,很多时候都是取笑烧火僧“肩不能担。手不能提”。     

禅宗审美感悟论──“见山只是山”的禅悟生发机制蠡测

青原惟信禅师谈到自己的禅悟体验时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卷１７）惟信掸师提出见山三阶段的命题,形象凝练,内涵丰富,味之不尽,挹之无竭,故而蜚声禅林,广为传诵,禅宗向来将它作为考镜悟境深浅的标尺,认为同样是见山见水,却有悟和未悟的霄壤之别：“知有底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僧是僧,见俗是俗。不知有底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僧是僧,见俗是俗。二人见处一般,作么生辨知…     

从《注维摩诘经》看竺道生和僧肇佛学思想的差异

竺道生离开长安南归至建业后,阐发"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等思想,与僧肇思想的差异不言而喻.但从他长安时期仅存的著作维摩诘经注来看,其实已有这些思想的萌芽,与僧肇已显差异.     

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僧肇(384—4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的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朝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的重要。僧肇的思想体系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他又是中国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鸠摩罗什译经的重要助手。印度大乘空宗是印度后期佛教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大乘空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僧肇对佛教的滋蔓确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禅宗与默照禅

两宋之际是中国禅宗经历的又一个大发展阶段,几种成熟的禅法体系最终形成。特别是曹洞宗僧人正觉倡导和完善化了默照禅,为注重坐禅的传统提供了完备理论,为宋代禅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默照禅不仅风靡禅林,而且在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响。 一、默照禅与注重坐禅的传统 正觉(1091——1157)是隰州(治所在今山西省隰县)人,少年出家,后师事曹洞宗僧     

僧肇思想述评

一、僧肇的生平及佛学思想背景僧肇(384-414年),我国东晋著名僧人,著名法师鸠摩罗什的弟子。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释僧肇,京兆人,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赏读老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宋代僧词作者考略

利用诗歌来表达歌颂赞叹本是古印度的传统,以曲子词来宣扬法旨也是唐僧惯用方式,然有宋一代的僧词作者却只有20位,且学界对僧词作者的情况比较陌生。鉴于对僧词作者认识的缺乏,本文据丛林笔记、佛教史书等文献对鲜为人知的僧词作者予以一一考订,以补僧词文献之不足。     

"爱僧不爱紫衣僧"小考

唐末五代 ,禅悦之风极为盛行。士大夫都乐与僧人交往 ,然而却是“爱僧不爱紫衣僧”。本文通过对“紫衣僧”来历的考察 ,揭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     

试论老庄思想对僧肇的影响

<正> 僧肇为什么能接受老庄思想去发展佛教呢?首先是因为僧肇在少年时就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六《僧肇传》记载,僧肇少年时即通经史,尤喜老庄。由于他“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乃     

金代度僧制度初探

金代度僧制度是对唐宋以来度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具体包括恩度、试经、鬻卖、私度等几个途径。在度僧数量方面,金章宗承安元年才得以规范,但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在僧人受戒年龄方面,金代大体遵行了年满二十以上方可受戒的规定。金代度僧制度折射出了金代佛教发展的连续性、复杂性、独     

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世说新语》中的理论互涉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与名僧进行个案研究分析,指出通过名士和名僧的学术交流,促进了玄学和般若学的理论互动,最终出现了名士与名僧合流、玄学和佛教般若学合流这一东晋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解与体悟。“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与尘世之间示现的形象变幻,旨在告诫世人要破除对脏与洁、丑与美的执着;“一僧一道”同时登场,折射了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二教融合互补的文化态势;“一僧一道”之使命乃是对红楼诸人物的度化指引。     

北宋诗僧慧洪觉范的文学成就

慧洪觉范（1071—1128），是活跃于宋徽宗时期的黄龙派下名僧，同时又是盛名于当时的诗人、散文家、僧史家、佛学家。他在当时就深受黄庭坚的赏识，并与江西诗派中众多诗人过往唱和，诗名颇响。通过研究，笔者认为慧洪是宋代诗僧中的翘楚，在文学史上应有其一席之位。意洪，又名德洪，字觉，自号寂音，江西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县）人，俗姓喻。十四岁出家，十九岁于东京天王寺试经得度。他在这一时期不仅广学经论，同时也旁猎子史，并以诗文与京师达官贵人相酬唱，在当时的诗坛上崭露头角。四年后，到庐山归宗寺依临济宗黄龙派下高僧真净克…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析僧肇之解空

僧肇被称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分析了当时流行的解空学说的特点及未能正确解空之原因,阐述了自己所解"空"的内涵.僧肇的独特解空进路使得中道空观代替了玄学,他奠定的般若空观对后来中国佛学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