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错位归属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非常善于挖掘人物在特定环境下暴露出的迥异于平常的行为和心理,移民、＂文革＂、乡下进城即是她给笔下人物寻找的特定环境。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下,无论是移民,还是文革中的知青,抑或是进城谋生的乡下人,都遭遇到强大的冲击,产生种种错位和反常,找不到自己的＂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4期(第20卷总第66期)内容导读

<正>●自1980年以来,"文革"叙述以及对这种叙述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一方面,"文革"书写日渐陷入了模式化怪圈;另一方面,研究界却又为这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所迷惑,未能及时指出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李玉杰同学在《"独一份的表达"——论严歌苓小说"文革"书写的独特性》中以海外"新移民作家"严歌苓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其"文革"叙事中属于"这一个"的种种特质,诸如与意识形态的疏离、艺术性的创造、解剖自我的勇气,等等。该     

跟人类的遗忘做斗争——浅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历史意识

书写历史记忆是严歌苓小说的鲜明特色。本文通过对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等作品的分析,挖掘出严歌苓作品中的历史意识,并进一步剖析这些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反映了严歌苓对人、对历史思考的深入,也表明她创作的许多＂中国故事＂不仅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承载着美籍华人对自己历史的思索、想象和建构。     

“凝视”与“反凝视”——对《扶桑》的东方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凸显着帝国站在东方主义立场上对华人的"凝视",通过带有巨大权力意味的凝视,被凝视者被塑造成了他者。该文结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探讨严歌苓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女性化,甚至是妖魔化书写进行的逆写。小说中的妓女扶桑在凝视下保持着一贯的笑脸,这笑脸构成的"反凝视"影射出美国白人对华裔移民粗暴的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以及被扶桑神秘的东方色彩迷恋一生的白人克里斯对种族问题的良心叩问。围绕着妓女扶桑的爱与婚姻,严歌苓的小说打破了西方意欲凸显自身强大而东方弱小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话语,赋予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华人以言说的机会,并且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     

漫论张泽民散文思想与艺术的正能量价值

张泽民＂文革＂前的报告文学《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其思想与艺术的表现是新中国17年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新时期《衬衫王国的崛起》等作品抒写了作家张泽民的扬州情结,思想上以＂地方志＂书写＂国家志＂,诉求文本最大张力的表现,且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进行温暖的揭示与表达。张泽民的散文以报告文学、小说进行跨文体的实验,并在多方面以分寸感的把握,使其作品获得和谐与诗性。     

流散语境中的回望——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一）

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的＂中国记忆＂小说在比较文学视阈解读,具有跨文化意义。作者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使其作品蕴含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二是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即对真善美的追寻;三是严歌苓回望母国的书写策略;四是严歌苓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和以＂局外人＂的立场回望母国的创作显示出独特观点和影响。     

异域环境下对中国传说的新书写——以严歌苓《白蛇》为例

中西方文化从未停止过碰撞,而海外华文作家往往处于碰撞的风口浪尖。中国文化是他们舍弃不去的精神烙印,西方文化又时时渗透在他们的生活里。身处文化夹缝,流传千年的中国传说在他们的改写下绽放了炫目的光彩。以严歌苓为例,她的《白蛇》以古老的"白蛇传说"为意象,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发生于"文革"时期的女同性恋故事。透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针锋相对多年的中西方文化开始交融。故事的借用意象与发生背景都为我们熟知,其人物情节与书写方式却给我们带来惊喜。作者对这个传说全新书写既体现了作者在创作探索上取得的成就,又为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一阵来自域外的清风。     

女性在民间视角下的诗学观照——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对女性生理上的独异特性及生命感觉的执着表现,对日常生活审美意蕴的丰富阐释,以及安心于朴素简单的艺术描述,充分体现了她与世俗民间亲密的感情与本性。女性在严歌苓民间视角下的诗学观照中,被赋予了温润的母性韵致、日常劳动的生命情趣、简单与执拗的性格情韵等审美内涵,这决定了她的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

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其作品创作视野开阔,创作主题丰富。就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而言,严歌苓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她创作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多采用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与体验性视角交替登场的叙事模式。相比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具有更大的叙述空间。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其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     

“朦胧诗”的情感内涵及其文化心理新论

把＂文革＂作为主要写作资源的＂朦胧诗＂,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了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寻找＂成为＂朦胧诗＂主要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姿态,在寻找中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重建的努力,在寻找中确立了这一群体的独特个性;而在其中体现出＂朦胧诗＂对历史与自我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在深层文化心理上则表现为生命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统一。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真诚与理解的交流——评安文江文革题材作品

安文江“文革”题材作品真诚地解剖历史,解剖自我,把心交给读者,得到社会的肯定与支持,实现了真诚与理解的双向交流。他的创作真诚来自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艺术勇气、使命意识以及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重视。他的这类作品有鲜明的自我色彩,但还有待在多侧面、多层次、多线条展示事件、人物上作出努力。     

论朦胧诗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学背景

本文从实证出发,追踪朦胧诗先驱们在“文革”时期的阅读经历,发现他们从解放前的旧版图书、尤其是当时出版的“内部读物”,同时通过地下沙龙、文学聚会等活动,多渠道、多方式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朦胧诗先驱们这种在非常时期的阅读经历,构成一种新的文学背景,影响到他们的创作中。     

清末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

清朝末年,西方历史、地理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及时人出于政治主张的考量,大量翻译、著述、宣传法国大革命,逐渐建构起“法国大革命”的印象,也从另一个视野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变动的一斑。     

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文学叙事中的身份书写和思考——走出“寓言式”写作

论题探讨与谭恩美同一时期的华裔女作家任碧莲利用创作性写作和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在文化身份问题上提出的独到观点。她的写作充分展示出作者的文化批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少数族裔“寓言式”写作的局限,更多地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人”的问题。     

悲剧精神的弱化 苦难意识的缺失——从90年代后以文革为写作背景的小说看中国的悲剧精神

90年代以后以文革为写作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这些小说多展现了文革时期的苦难.可是这种苦难叙述多让人感觉难以名状的悲哀,却很少给人信心的鼓舞.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种种原因,这类作品很难具有形而上的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的弱化苦难意识的缺失—从90年代后以文革为写作背景的小说看中国的悲剧精神

90年代以后以文革为写作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这些小说多展现了文革时期的苦难。可是这种苦难叙述多让人感觉难以名状的悲哀,却很少给人信心的鼓舞。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种种原因,这类作品很难具有形而上的悲剧精神。     

写家国之情,发黍离之音——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

地下写作是文革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 ,是文革地下文学的基本的思想特征。注重与作家自身的心灵交流对话 ,自觉地实行对文革极左话语的艺术转换 ,是文革地下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特点。     

乔治·艾略特的浪漫主义情怀

乔治·艾略特是英国 19世纪女作家。她在其作品中描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劳动人民 ,反映社会与宗教道德问题 ,因此 ,大多评论家都将这位小说家与 19世纪的理性主义、实证哲学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 ,从乔治·艾略特对早期作品中的场景、人物、情节的处理以及她的道德说教不难看出 ,她是一位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

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 ,构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形成的主要因素。首先 ,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 ,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意识 ;其次 ,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 ;再次 ,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