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浪漫主义有继承(如浪漫主义精神),有发展(如某些浪漫主义手法),也有扬弃(如“夸诞”),从而形成了自己一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而这种“同”和“异”又自有其社会原因、思想原因和文学意识方面的原因。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楚骚之“炫”及其文化透视———兼析《诗经》、《楚辞》风格之异同简

屈原开创的骚体代表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尤其表现在其对于“形式技巧”的偏爱,呈现出“炫”的美学风貌。以《山鬼》为例,即以炫词、炫境与炫技构筑了一个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美学世界,并折射出楚文化之“炫”：其一为文学艺术形式的浪漫和华丽;其二为想象的奇特瑰丽,上天入地,完全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呈现出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三为楚人的个性张扬高调。如果说从整体上而言,《诗经》是中原文化集体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中原文化“和”的审美理想,那么楚辞则是楚文化极度张扬的个性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楚文化“炫”的审美理想。楚辞之“炫”奏响了中国文学“缘情绮靡”的浪漫序曲。     

“楚辞”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

在“楚辞”辑注的细微变化中。屈原爱国精神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以儒注骚及国家危机,使屈原作品在不断“重读”中,成为民族爱国文学的经典。     

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使命和新楚辞学构建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说,学术预测有其独特的意义。只要认真回顾历史,总结研究史规律,客观地认识现实社会状况及其与学术的关系,在必要时我们是可以对学术趋势作出预测并取得某些成功的。如果对新世纪我国古代文学的格局作一定的前瞻和估测,则古代文学的研究使命将重点在“学术创兴”———创构自己学术思想、理念、方法、体系,实现古老传统学术的现代复兴。就楚辞研究而言,则需要创构“新楚辞学”,具体包括基础材料、思想文化精神与理论方法诸层面的全面构建。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论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兼说楚骚传统

本文认为,宋人黄伯思对楚辞体特征的论说,只是对这一文体语言外壳的描述,未能涉及问题的本质。笔者指出,楚辞是一种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的特殊文体,而浓烈的抒情性则是楚辞体最突出的本质特征。文章从情感内涵、情感特征、抒发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解析,同时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楚骚传统展开论述,认为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士文学”传统、“骚文学”(骚体诗形式)共同构成了楚骚文学传统。文章最后还对屈原以后楚辞体文学为何辉煌不再的原因进行了简要探索。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楚辞》校证 (二十三则)

本文对<楚辞>之<离骚>、 <九歌>、 <九章>等多处正文进行了尝试性的校勘.所校皆力求言之成理,如校<九歌>"举长矢兮射天狼"为"举枉矢兮射天狼"等皆有益于<楚辞>的进一步解读.     

值得重视的《楚纪》及其撰者——兼考《同胡参六祭熊芝冈年兄文》非廖道南所作

<楚纪>是一部保存楚地文献、详载明代两湖历史文化的鸿篇巨制.该书体例具有探索性,其内容则可为当今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提供资源或资料线索."四库存目"称其"殊不足观",其实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忌讳.<湖北文征>在收录<楚纪>撰者廖道南的作品时,有一明显失误.     

楚人思维中的"浪漫"和"理性"问题

楚人的精神以非理性思维和浪漫为主,这似乎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的形成与近代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有关.实际上,楚人的精神是否理性和浪漫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不能仅仅按照科学的思维来作判断.今天人们指称楚人"浪漫"、"非理性"的东西是其"天人合一"宇宙论的反映,是古代世界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天人们看来非理性的东西在古人那里它就是理性和真理.     

战国楚简的出土与先秦“情”与“志”的再思考

在先秦礼乐思想的学理背景下,"情"被看作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志"是后天培养形成的主观意志和价值意识.二者虽然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相互联系,但又是性质、来源、作用不同的两个概念,孔颖达"情志一也"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左传>讲"以制六志"的"六志"不是"六情",而是沿循"心术为主"的理路,对"六情"的礼乐价值规范.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对此都有充分的证明.诗学批评中,人们也引入了"情志一也"这个话语,着意淡化它的礼乐政教的价值意识,强调其诗歌艺术的抒情特征,将"志"消解在"情"的表现之中,实际又抹煞了二者的区别.     

屈原"美政"思想与楚国的诸子学

通过分析屈原作品中诸多美字的涵义,我们认为屈原所谓美,实包含了德才、内外二者兼备的意思;而所谓德才、内外也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唯有这些内涵的和谐统一才堪称美。屈原的美政理想,应该看作他对执政者个人政治人格、君主政治人格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面貌的一种设计。屈原的这一政治理想与当时的诸子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超出于诸子之上,是对诸子政治理想的吸收、扬弃与整合。     

“训话”还是“对话”?——论《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所谓的“独裁者(Diktator)”首先是指那种拥有无上“话语霸权”、并以“训话”(Diktat)为主要言说方式的人。本文通过对《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论语》中的“孔子”本质上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训话者”,“Diktat”是他最主要的言说方式,并且这种言说方式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体系”内在的要求和必然的结果。     

《老子》“同文复出”现象的初步研究

《老子》简本、帛书本、今本有“同文复出”及与之类似的语言现象。“同文复出”是“晚出”的、后人加入的。《老子》原本中的文句近似现象,仅追求意义的相同,并不苛求“文”同。“同文复出”既非“错简”,也非“误入”,而是“引经作注”──一种很特殊的注语。“同文复出”对于认识《老子》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说变,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西汉"除挟书律"的历史意义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它正式废止了西周以来延续了七八百年的官书垄断 传统,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 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 众传播的明确观念。     

《周南》、《召南》之"南"正义--兼论二《南》与"楚风"的关系

自《毛诗序》问世以来,关于《诗经》首篇《周南》、《召南》之"南"的解释,一直以"周公、召公治下的南方地区"一解占主流,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周南》、《召南》之"南"的正义应释为"南乐",它首创于夏禹之妻涂山氏,后经夏、商和周初的广泛流传,演化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曲调、主题和乐舞风格的经典乐歌,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它最终被纳入"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