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寅恪的"预流"说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预流"说固然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敦煌学虽蔚为一时之显学,但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足以代表时代学术新潮。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本人已对"预流"说有所匡正和超越,今人也不宜过分拘泥其说。     

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的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中国新史学的摇篮——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创建90周年而作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认知几乎一边倒地突出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国学院传统,这一取向主要源于当下的主流学术偏好,"国学"复兴是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一大事因缘,以"国学"为正统来书写现代学术史则是这一大事因缘的结果,以蒋廷黻、雷海宗为代表的清华历史系的"新史学"传统遂被消融和遮蔽了。清华历史学派最主要的遗产是"新史学"而不是"新汉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是民国时期清华历史学的主流,这一主流是美国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在中国的汇合。     

史语所学人考证学新境界与中国气派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职志,聚集了大批新史家,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相较旧史家以书为本位的研究取向,史语所学人更重视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进行阐发。他们不仅将国内既有的史料与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点,而且以西方汉学为参照系,力求在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再者,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学,经历了从单纯求真到将求真与致用二者并重的路径转变,实现了治史境界的升华。因而,他们的考证学成果,在推动民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史家历史研究的风格与气派。     

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年后至1990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21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

十九世纪 ,兰克及其学派独步史坛 ,代表着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 ,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现今国内外史学家对兰克及其学派作了全面的研究 ,得出了许多一致的认识 ,然而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如兰克史学是客观主义史学还是实证主义史学 1,进而言之 ,十九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如何等等。本文仅将兰克史学与以孔德为理论奠基人的实证主义史学两相比较 ,以求为兰克及其学派找到定性的恰当位置、并进一步使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明朗化。一、兰克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区别首先 ,对历史探究的层次上来…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在研究模式、方法、体制以及理论方面多所创新,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术群体的关照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该群体的史料观念进行解析.文章共分三部分,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其次通过对《史语所集刊》的解读,从微观上剖析、归纳出其史料观;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历史的真实与不确定——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在古代希腊人的字典里,＂历史＂的本义是＂探究＂,即对过去事实的探究和调查。古典史学首倡的求真探索的批判精神,乃是西方史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和灵魂。当然,期间也有间或的中断或反复,也有理念与实践的不尽一致,但并无碍于总体的评价。这种求真的精神，到19世纪在以兰克为首的客观主义史学派那里达到了顶峰。兰克“如实直书”的著史观念，更被学界奉为圭臬。     

二战后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片论

在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几大流派中,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最大。该学派以社会史、经济史为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政治史,从计量方法的使用到叙事史的复兴,年鉴派的社会史不拘一格,却不断引领史学潮流的发展。年鉴派社会史在二战后的成就,说明社会史主要是一种研究思想和视角,而非僵化的概念和体系。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历史与历史学新理解论纲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一秒钟以前的也是历史。历史的二重属性为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历史的结局和影响可以改变和补救。历史学是研究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的一门人文科学。史学认识主体的独创性思维即能动地"反映"历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因而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主体在把握住大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独创性思维,是历史研究的成果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证伪,而在于研究过程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决定的史学认识主体独创性思维的发挥特点、程度的不同。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21世纪历史学的使命是变历史学家们的历史学为大众的历史学。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的转型——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注重长时段趋势的总体史日益遭到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发了西方史学的转型。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转型之中,聚焦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和微观史学三个方面。本文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为例,具体展现了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我国学界近年来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最近30年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一些学者提出要终结中国人简单化地学习西方的时代,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判准,推动从主权性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的发展。今天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正是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经济史学从出现伊始,就是国际经济史学的一个部分,它的话语体系也与国际经济史学一致。中国经济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1978年以后形成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多元史学,从而具有丰富的话语体系。我们如果充分利用国际学术提供的资源和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在改进和发展中国经济史学的工作中取得重大进步,那么将能对国际主流学术的改进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在国际主流学术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