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之悟与诗之悟辨异

禅与诗的共通之处是“悟”或“妙悟”。但由于参禅与作诗毕竟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活动 ,因而 ,禅之悟与诗之悟也就不会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悟”的途径 (“如何悟”)不同 ;“悟”的凭借 (要不要文字 )不同 ;“悟”的结果 (“悟到了什么”)不同。     

严羽形象思维思想新探

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通过对“识”、“悟”、“趣”三个重要概念的厘定,对传统诗学的形象思维思想作了深入论述,从而揭示了古代诗学中形象思维的活动本质与规律。严羽对形象思维的相关论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

“缘域”是与“境界”“意境”“境域”等具有家族相似的概念,但将后三个概念遮蔽的缘起性、条件性和关系性凸显了出来。相较而言,境界重在一种空间性的场域存在并确立其某种界限;意境重在主体性的意识所变现之空间化场域;境域重在一种空间化场域的扩展状态;缘域则重在由缘起、条件和关系生成中的场域状态。中国文学可以从境界、意境、境域层面上去探讨,这已在学者们的相关阐释或研究中得到广泛实践,而从“缘域”论中国文学,则还远远不足。探讨中国文学的“缘域”,是可以与境界、境域、意境等概念并行而又别出新意的。中国文学缘域论借鉴了从印度佛教而来的缘起性空论,又在中国化禅宗的思想世界中得到发酵,而中国禅诗则是其最重要的实践。中国文学缘域在其发展中可以区分出三重境界,即文道真斋的自性悟(我是我)、人文涵养的他性悟(我非我)、文心通变的圆融悟(我化我),此即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对于中国文学缘域三境的论述和阐发,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阐释实践。     

《诗品》“点悟式”批评方法与古代诗话

《诗品》之所以成为百代诗话之祖 ,与它兼收并蓄的“点悟式”批评方法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批评方法包括比较、象喻、摘句、以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 ,传达的是批评主体对诗歌内在意蕴的直觉印象 ,注重于对作品整体风神的把握 ,给读者留下极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历代诗话大多承袭这种“点悟式”批评方法 ,并使之不断完善 ,成为民族诗歌批评的瑰宝。     

“悟”：生命的体验

“悟”不等于直觉，不等于学识，不等于灵感，不等于审美经验的积累，也不等于审美感兴，前人对其理论内涵的研究存在诸多弊端。从“悟”的本义出发，联系严羽等人以“禅”论诗的具体语境来分析，从本质上看，“悟”就是生命的体验。     

先秦诸子“君子”与“小人”之价值取向

“君子”与“小人”是先秦诸子笔下频繁使用的一组对举概念。通过对这组概念语义内涵及其所处文本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君子”与“小人”概念在先秦诸子笔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先秦时代社会文化中流行的一组概念,也是诸子针砭社会、评品人生所共同尊奉的价值圭臬。在这种针砭与评品之中,“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学上的意义。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对90年代诗歌畸形发展的精神缺失与迷途之思考

中国现当代诗歌中虽然不乏优秀之佳构 ,可“读不懂”“没味” ,成为读者对当代诗歌、特别是 90年代诗歌的评价。读者有意识地拒绝了诗 ,诗人无意识地四顾彷徨。诗歌处于尴尬两难的境地。现代诗歌怎么了 ?在文学和新兴消费娱乐文化的遭遇战中 ,诗歌难道真的要率先倒地身亡 ,最终变成文化博物馆中的化石吗 ?这似乎不仅仅是部分人的疑问。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 :“个人化”(内涵 )的极端发展带来的隐患及思考 ;“口语化”(语言 )的极端发展造成的恶果及思索。     

《诗史》：追寻中国诗歌与历史的关系

“诗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概念。唐人孟綮在《本事诗》中首先使用该词来指称杜诗。到宋代,“诗史”已经得到文人们的广泛称引。后经明清两代文人持续地辩论与阐发,“诗史”一词遂成为拥有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的重要文学概念。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以悟论诗的文本缘起与诗学逻辑——以严羽诗悟论为中心的探讨

从外部原因考,中国诗学中的以悟论诗与以佛禅论诗、以佛禅喻诗有密切关系;从诗学内部论,诗悟论有其文本缘起。由于对诗文本语空、象空、境空、理空、意空的体验和祈望,使诗家重悟、倡悟。表现为"空性"的诗文本,何以非"悟"不能解?非"悟"不能作?其中隐匿着对佛学"空"、"悟"相成逻辑的沿循。     

“体”:从文化到文论

作为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体(體)”的本义指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生命之躯.在“人”(人之生命存在的类自觉)和“身”(人之生命存在的主体性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体”概念是对人之生命存在更具体内在层次的自觉.当“体”用于描述人自身时,多指与心相对的肉身性躯体;当“体”引申指人生命以外的其他事物(如文章)时,则是对事物具体存在的整体呈现.由此形成“体”关键词的两种表义模式,即“心-体”相对模式与“异‘体’”相对模式.“体”用之于文论,称文之“体”多为彼此相对之“文体”,各种辨体理论即是彼此相对的文体关系之体现.据此表义特征并征诸众多文献,可证作为文论关键词的“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并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丰富的特征、构成及层次.与此同时,当以“心-体”二分关系比照文章内在构成时,“体”也可偏指与文意相对的外在直观形式.但“体”的偏指义与基本义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内涵:源自文化元关键词“体”的自身整体存在,才是“文体”的本质规定.     

禅悟与诗悟——佛教在认识、思维理论上对古代诗论的影响

我国古代诗论中出现的以“悟”说诗,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大都限于对南宋严羽“妙悟说”的分析,很少对始于宋代而长久存在的以“悟”说诗现象作全面、综合的考察并深入地探索其与佛教的关系。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严羽的“兴趣”说与退特的“张力”论

严羽的“兴趣”与退特的“张力”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好诗而言,既是好诗的一种属性,又是衡量好诗的重要标准;两者都要求诗歌语言具有多义性。其不同之处是“兴趣”的内涵是语言层、形象层和情感层的有机统一,而“张力”的内涵则缺失形象和情感层面。     

中国文化的自觉与科技的腾飞

在战胜形而上学之后,驱逐神话的现代西方科学本身成了神话。无论是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道家文化,能以其特有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成果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型塑科学应有的气质。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实现中华科技腾飞的文化着手点在于：求真、创新、质疑等科学精神的融合。     

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意象与戏剧——中西方诗的一个比较

美国诗人庞德写过一首有名的小诗《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这首诗很明显地与东方诗在神韵上呈现出一致。庞德也自称这首诗是“日本和歌式的”。庞德研究过中国诗,并翻译了一些中国旧体诗。他的这种“学养”与他的某种身份——意象派诗歌擎旗人一一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庞德显然从东方诗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意象理论也可以部分地视作是他对东方诗主要是中国诗的一个看法。由于庞德不谙中文,他对中国诗的了解自然是有限的,但这个缺陷倒恰好使他更直捷地看准了中国诗的意象性。 由庞德这个例子,使我有自信陈述一个基于缺陷产生的对西方诗的看法,即西方诗的戏剧性。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反思与重构:论诗“悟”的理性面相

作为一种审美直觉,诗学范畴“悟”不仅具有感性直接的一面,还具有理性超越的特点.这是一种对所“感”事物的反思与质疑,是对既有思维定势的突破和超越,是在一种新情境中对事物对象的创造性重构和创新.这一理性特征是“悟”有别于“感”的根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