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公共政策社会共识的生成路径——以“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为例

社会共识的生成不但需要物我感通,而且也离不开以话语互动为基础的人我沟通。话语互动虽然不能构建事理,但可以发现各种意见的偏颇,从而消除隔阂、显现事理,实现从意见到事理、从事理到共识的转变。围绕着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是公共政策社会沟通的典型案例。该议题在网络话语空间经历了争论期、激辩期、转折期、再议期、共识期五个阶段,论辩主题从延迟退休是否合理转向怎样公正、合理、适时地延迟退休,历时十余年,最终在原则及时机之上形成了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生成不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是解除主观障蔽,彰显公共议题本然之理的过程。     

基于过程的政治信任及其有效性释义

政治信任意指,基于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寻求有序政治生活以及规避风险的需要,在政治体系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建立在对于政治体系的良好心理预期并有所托付以及政治体系给予回应基础之上的政治心理现象与交互合作关系。从过程上看,政治信任内涵了公民对政治价值的公共性认同、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确认、对政治文化的观念性支持以及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实践,并在政治过程中突出表现为鲜明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而且,基于"有限性"、"有为性"、"结构性"和"现实性"之政治信任有效性在当代中国集中体现为对当前凝聚改革共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持与期待。     

"能量场理论"与公共行政民主治理的变革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行政领域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公共行政及其替代模式纷纷遭到批评和质疑。于是,在"能量场"理论的启发下,将公共事物作为"公共能量场",进而产生了民主治理的新模式——话语理论,以开发性的对话模式来激发公众参与意识,保证参与的有效性,达到公共行政的有效实施。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从知识结构建构政治共识

"政治共识"是指一定时空环境内人们对包括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在内的广泛议题的共同或共享性认知,是一种系统性、结构性的观念存在。对当代中国来说,结构性政治共识的构建要求在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相互关系中构建新的时代共识;从多元与一体的相互作用中构建空间共识;从理论与道路的相互关联中构建合法性共识;从政治主体的社会属性出发构建主体共识;从制度(区分功能的)合理性与制度(整合功能的)有效性出发构建制度共识。     

事实性与有效性:现代法律的重建及其方法--哈贝马斯的法学方法论初探

重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目标.为此,他首先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然后通过普遍语用学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商谈论与法律理论联结起来.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分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他基于法律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主张引入商谈论来调和这种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有效性理论.     

中国共产党"思想先行"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价值

"思想先行"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实践的理论创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思想先行"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直接提出"思想先行"这样一个理念和话语,"思想先行"的理念和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指导中国实践,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理念和话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

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

中国传统的政治共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来推动的,执政党通过党政资源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自身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形成了支配性的政治话语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与充分的政治保障。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渐次形成了一股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观,即从平民的立场审视公共政策,强烈批判主流的政治话语,反对国家本位主义与精英主义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了与主流政治话语权相抗衡的独立话语权,蚕食并解构着传统的政治共识。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

在处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吉登斯批判了社会学理论中"正统共识"的观点,在批判与借鉴前人和当代理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创立了"双重解释学",并以此重申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性质与任务.他的"结构化理论"是"双重解释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本文试图理清二者的内在关联.     

论一种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自律"观

自律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有着重要价值的一个关键词,对它的解读牵涉到对政治哲学中许多其他概念的理解.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律的"涉己"层面,即主体自身的道德自律上,而往往忽视了"涉他"的层面,即他人和社会也应负有支持和尊重个人自律的义务.本文以康德的自律观为立足点,试图探寻一种可以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自律观.     

激进民主、对抗性与霸权--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的批评性解读

作为一种左派话语,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实际上是通过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的"反本质主义"逻辑把客观的"社会"存在改写成一种主观的话语空间而形成的价值立场,在其中政治的对抗性基础变成一种与社会条件无涉的个体对抗,政治本身变成一种霸权斗争(即话语争夺的斗争).正是这一原因,这种政治规划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分、阶级斗争等核心理论.文章从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直接背景及其理论逻辑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语言学转向,指出它是西方左派摆脱自身危机的一种伦理突围.     

从"学术工人"到"传道者"——麦克·布洛维的学术转向与价值关怀

近年来,麦克·布洛维的学术实践与思想在中国社会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然而,其学术思想容易给刚刚接触的人一种割裂感,尤其是他从马克思主义旨趣到公共社会学旨趣的转向让人费解.按其智识形成历程,布洛维的学术成果可以划分为四部分,即作为"学术工人"的工厂民族志实践、反思性科学方法论总结、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作为"传道者"对公共社会学的提出与推广.布洛维的研究旨趣发生过两次转向,其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分析层次的微观--宏观转向;其二是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向.贯穿布洛维学术历程始终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关怀.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基点,反思性民族志是方法,实在的乌托邦则是方案,这些最终又统合于公共社会学所希冀的社会学家对于激进社会变迁的推动.从"学术工人"到"传道者",布洛维艰苦却成果卓著的田野研究与在世界各地推广公共社会学的努力使人钦佩,这也正是我们所有社会学从业者实践的榜样.     

意义的“内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虽然也看到权力和金钱对自由交流的影响,但他认为这只是资本的介入和传媒自身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可以被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过滤掉。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公共领域的症结在于,大众媒体为了"公共性"生产"公共性",这导致公共话语丧失了真实的语用学功能,变成了真假难辨的仿真的公共性。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

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的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了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主体话语逻辑

话语是实践主体思想意向与价值导向的表达载体与文化符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主体话语承载着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与价值导向,意含"源与流""内与外""情与理""制与治"的辩证逻辑."源与流"在回答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体"从哪里来"的理论溯源中,指明共产党"向何处去"的历史航向;"内与外"在谋求本国民族人民主体利益时,兼具世界人民合理关切;"情与理"在表达人民生活话语情感温度时,彰显人民制度设计政治高度;"制与治"在保障人民主体制度出场时,推动人民主体治理在场.     

“泛娱乐化”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问题审思

“泛娱乐化”是当前肆虐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现象级思潮,这种现象的弥散与社会个体心理需求异化、商业资本操控、网络技术赋能、社会思潮耦合密切相关。“泛娱乐化”的主要特点是参与的大众化与去中心化、内容的碎片化与媚俗化以及取向的虚无化与功利化。它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导力、聚合力和引领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从把握话语领导权、抓牢话语管控权以及掌握话语主动权诸方面重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地位,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帮助大学生摆脱“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